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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產公示從新官做起?

　　新官“裸奔”,老官“打醬油”,“一官兩制”是開國際玩笑

　　如今的貪腐大案,幾十萬的“巨額不明財產”是常態(tài),幾百萬、幾千萬亦是屢見不鮮,發(fā)生在誰的身上?是“老官”而不是“新官”。從某種意義上說,出臺這樣的政策實際上就是一種假模假式的反腐敗

　　記者:今年7月20日,河北省政協常委劉日在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上發(fā)表文章,提出“后備和新提拔干部應率先公示財產”,認為后備干部、新提拔干部相對年輕,容易接受新生事物,且將來要擔當重任,理應向他們提出更高的要求,以此為契機將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推進一步……這種做法似乎也體現了“以增量改革帶動全面改革”的戰(zhàn)略思維,您怎么看?

　　邵道生:我認為這一觀點有以下四個問題。

　　一是有點“隨心所欲”。這個觀點是在刻意回避矛盾,想給不愿意公開財產的“權勢層”一個臺階,讓他們能無限期地拖下去。官員公開財產的制度,是反腐敗的一個重要措施,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采用“新官‘裸奔’,老官‘打醬油’這種‘一官兩制’來公布官員財產的”?這種缺乏最基本公平的“一黨兩制”豈不是又在開一個國際玩笑嗎?

　　二是這個觀點的屁股坐得不正。面對窮兇極惡的腐敗分子,憑什么“新官”、“老官”不能一起來?潛臺詞豈不是意味著“老官”年老,不容易接受新生事物,不想“進步”了,不想“擔當重任”了?

　　三是這個觀點有點“勢利”,有“撿軟柿子捏”的嫌疑。面對不愿意公開財產的“權勢層”阻力大,我們就退卻了,就妥協了,反腐敗哪有這種反法?

　　四是因為這個觀點忘掉了反腐敗實質上就是“秋后算賬”。如今的貪腐大案,幾十萬的“巨額不明財產”是常態(tài),幾百萬、幾千萬亦是屢見不鮮,發(fā)生在誰的身上?是“老官”而不是“新官”。從某種意義上說,出臺這樣的政策實際上就是一種假模假式的反腐敗,對總體來說屬于“秋后算賬”的反腐敗斗爭實在沒有多大意義。

　　官員財產公示“影響官場穩(wěn)定”?

　　既然腐敗分子是少數,那么公布財產就不會引起官場地震

　　官員的隱私權問題是任何已經實施這項制度的國家都遇到過的,為什么發(fā)達國家或是發(fā)展中國家都能克服并能從中獲益匪淺,在我們堂堂社會主義國家卻成為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

　　記者:在提出“赦免貪官原罪論”的眾多理由中有一條是:官員中的反對意見太大,阻力太大,弄得不好就會影響官場的穩(wěn)定。

　　邵道生:出臺一個政策最重要的原則是什么?是鄧小平同志反復強調的,“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這四條原則若是將“赦免貪官原罪論”放到廣大老百姓那里進行“全民公決”的話,那么,反對聲恐怕要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赦免貪官原罪”觀點將會輸得一塌糊涂。

　　至于說到“官員財產公示制度”會“影響官場穩(wěn)定”,實在是太牽強附會。這一說法成立的前提是:大部分官員都有巨額不明財產,大都是貪官,因而他們都反對。但這沒有根據,我們黨和政府領導人從來都是說“大多數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較好的,腐敗分子是少數�！备�何況,30余年反腐敗斗爭的實踐表明:一次比一次、一年比一年力度強的反腐敗又何曾影響過官場穩(wěn)定?所以,“貪官太多,難以肅清。貪官愈多,改革愈難。貪官成因,歷史有責”的觀點壓根兒就站不住腳。

　　記者:新疆阿勒泰一名屬于申報范圍的官員日前表示,“官員財產公示制度”與“物權法”中有關私人財產權、隱私權的條款相沖突。對此,您如何評判?

　　邵道生:所謂官員的隱私權問題的確是官員財產申報立法的“攔路虎”之一。其實,這是個似是而非的觀點。

　　首先,官員的隱私權問題是任何已經實施這項制度的國家都遇到過的,為什么發(fā)達國家或是發(fā)展中國家都能克服、并能從中獲益匪淺,在我們堂堂社會主義國家卻成為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

　　其次,如恩格斯所說,個人的隱私應受到法律保護,但當個人的隱私與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發(fā)生聯系時,個人隱私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私事,而是屬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再受隱私權的保護,而應成為歷史記載和新聞報道不可回避的內容。

　　再次,官員是公眾人物,公眾有知情權,強調官員的隱私權,公眾的知情權就要落空,在官員隱私權與公眾的知情權之間,公共利益要高于個人隱私,所以公眾的知情權一定要優(yōu)于官員的財產隱私權,為保障公權力的合法使用,官員必須接受公眾的監(jiān)督和制約。

　　最后,作為政府的公務人員,只要是正常渠道的經濟來源,就不會涉及到隱私問題�？傊�,“隱私權”決不應該是官員財產申報的擋箭牌。

　　官員財產公示怎么操作?

　　“官員財產公示制度”必須在“陽光”下進行

　　實施和執(zhí)行“官員財產公示制度”一定會遇到來自“權勢層”的巨大阻力,這一制度不能在神秘的紀委組織中進行,要讓廣大民眾都知情,都參與,都監(jiān)督,只有這樣才能不走過場

　　記者:您能否就“官員財產公示制度”進一步談談您的“政治智慧”?

　　邵道生:談不上什么“政治智慧”,不過我可以概括一下我在這個問題上的基本觀點。

　　第一,就反腐敗斗爭來說,“官員財產公示”這一制度早實施比晚實施要好,當務之急就在于決策者能不能痛下決心。法理始終掌握在執(zhí)政者這一邊,還有億萬群眾的衷心擁護,對來自“權勢層”的阻力不必估計太大,不必無窮放大……

　　第二,“官員財產公示制度”一旦實施,關鍵在于“實施和執(zhí)行”,因為當今社會有這樣的“國情”:“硬制度”斗不過“軟權力”,好的制度一到一些地區(qū)就會走樣,就會變味,就會異化。

　　第三,必須要充分估計到實施和執(zhí)行“官員財產公示制度”一定會遇到來自“權勢層”的巨大阻力,重要的是在頒布以后能不能以鐵腕手段實施。為此,這一制度不能在神秘的紀委組織中進行,既是“陽光法案”就必須在“陽光”下進行,要讓廣大民眾都知情,都參與,都監(jiān)督,只有這樣才能不走過場。

　　第四,在“官員財產公示制度”中一定要有“對某些官員不執(zhí)行應該如何進行組織處理”的條款,所以認真實施和嚴格執(zhí)行一定會在一些地方引發(fā)“官場地震”,一定會掀起一場反腐斗爭的高潮,對此,執(zhí)政者既要有這種心理準備,又要充滿信心。(南方日報見習記者趙楊 記者戎明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