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資料圖 中新社發(fā) 張量 攝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jīng)書面授權)
編者按
“民主就是一系列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自由、平等、公正和人權的制度安排。民主當然不是萬能藥,其實,民主的主要作用在于能夠較好地解決權力的產生和制約,即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把人民自己喜歡和認可的官員選拔出來,授予他們以管理國家的權力,然后對其權力進行有效制約!
本刊記者/楊中旭
俞可平,男,1959年生,浙江諸暨人,中央編譯局副局長,地方政府創(chuàng)新獎負責人。2006年12月28日,他在《北京日報》上發(fā)表《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文,引起海內外廣泛反響,也因此有中國共產黨“文膽”之譽。2009年8月中旬,在幾番聯(lián)系之后,這位著名的政治學者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年來的民主問題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的獨家專訪。
中國新聞周刊: 縱觀共和國的60年,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說,凡是比較民主的時期,國內形勢都要好一些;凡是民主受到壓制甚至嚴重破壞的時候,國家和民族就面臨倒退乃至災難?
俞可平:經(jīng)歷過共和國不同階段的人,多數(shù)都有這樣的感覺:上個世紀50年代和80年代改革開放后,整個社會的精神風貌很好,大家覺得心情比較舒暢,思想相對活躍。從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看,這兩個時期的經(jīng)濟發(fā)展也相對較快。而這兩個時期,國家的政治生活比較健康,民主的氛圍較濃。
1957年反右以后,知識分子的日子就不好過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全社會爆發(fā)內亂,經(jīng)濟發(fā)展也受到嚴重影響。而從反右開始,特別是到了“文革”期間,黨和國家正常的政治發(fā)展進程被中斷。所有這些,都與民主法制遭到嚴重破壞有著直接的關系。例如,作為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和唯一的立法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從1957年開始就不能工作了,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與第三次會議的間隔長達28個月!拔幕蟾锩遍_始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停止了運行,從1966年7月到1975年1月這8年多時間中,全國人大沒有開過一次正常的會議,也沒有審議通過任何一部法律。
因此,從新中國60年政治發(fā)展的實踐看,可以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正常的民主和法治建設進程一旦中斷或遭受破壞,國家和民族就會經(jīng)受困難,甚至招致災難。“文革”結束后,中共中央在總結歷史經(jīng)驗時也這樣說:“逐步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任務之一。建國以來沒有重視這一任務,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發(fā)生的一個重要條件,這是一個沉痛教訓”。
中國新聞周刊: 60年來,共和國最大的進步是什么?最大的災難又是什么?在這個時期,民主的變化情況是怎樣的?
俞可平:我認為建國60年來最大的進步,最了不起的成就,就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走上了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道路,開始形成一種中國的發(fā)展模式。沿著這條道路,我們創(chuàng)造了30年經(jīng)濟高速增長的奇跡,國家的綜合實力大大增強,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民主法治和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都取得了全面的進步。
最大的災難呢,當然是10年“文革”的全面內亂,經(jīng)濟損失數(shù)千億,國家現(xiàn)代化錯過了重大的歷史機遇,“文攻武衛(wèi)”又使至少數(shù)百萬干部群眾死于非命。還有就是1959年到1961年所謂三年“自然困難”,據(jù)最保守的一個估計,這三年期間全國至少餓死了1000萬人。再有就是1957年反右運動的“嚴重擴大化”,使55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其中絕大多數(shù)是被“錯劃的”(除了不到100人之外,其余“右派分子”先后都被“平反),他們被剝奪了正常的公民權利。從這些巨大的民族災難中,我們今天可以吸取很多慘痛的教訓,其中之一就是,民主和法治建設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核心內容,與人民的安居樂業(y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休戚相關。民主法治破壞了,民生必定受到嚴重影響,這個教訓要永遠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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