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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把這種“跳樓跳橋秀”的愈演愈烈歸因于“媒體的過分報道”，一名兩次被“跳橋秀”堵在海珠橋下的司機很不客氣地指責記者：如果你們一個月都不采訪不報道跳橋跳樓的，下個月的廣州城一定會順暢很多，都是你們在“助紂為虐”。然而，我們更懼怕另一種可能：當全體記者從此集體缺席這種“自殺秀”時，這些原本已經在許多地方碰壁的弱者，會不會就真的從那橋上、樓上一躍而下呢？會不會做出比這場秀更極端的危害社會的事情來呢？(《羊城晚報》5月3日)

　　悲愴的跳樓之舉被解讀為秀，權因跳樓者的真正動機不是尋短見，而是以拿生命相脅的方式引起更大范圍的重視，媒體充其量只是擴大影響的一個重要途徑罷了。“跳樓秀”者為何如此看重擴大影響？這種現(xiàn)象背后到底是有關部門失職，還是“跳樓秀”者表達權利的話語途徑業(yè)已窮盡？

　　毫無疑問，“跳樓秀”會擠占公共資源。這種沒完沒了的“跳樓秀”確實越來越讓人失去同情心，只會令憤懣之情有增無減。不知是否緣于這種情節(jié)，一些地方出臺相關政策，規(guī)定對“跳樓秀”者實施救助的同時，輔以拘留等懲罰。今年的廣州兩會上，王浩等3位人大代表還提議，對以跳樓、跳橋方式要挾政府、擴大影響、制造輿論，從而達到個人目的的人，要加大打擊力度。

　　從過去對“跳樓秀”的高度關注，到現(xiàn)今祭起打擊的權杖，“跳樓秀”看似愈來愈不得人心。不過，“跳樓秀”雖有脅迫公共資源之嫌，除確有少數(shù)乃無厘頭或惡作劇，但相當一部分歸根結蒂還是因權益伸張渠道不暢。當然也不排除有人錯誤地將這種方式理解為權利伸張的捷徑，期待一“秀”永逸。

　　可以肯定，即便沒有恐高癥，“跳樓秀”并非毫無風險可言。身居高樓之上，或失足，或受種種因素、情緒一時波動難控，假戲成真，曾就有跳樓者不甘圍觀者嘲笑，一氣之下飛身縱下。“跳樓秀”者給別人的正常生活的確可能造成不便，以高壓方式冷漠以待，雖不排除可能壓減“跳樓秀”的數(shù)量，但從根本上看，“跳樓秀”者所提問題并不會因此經有效機制合理消減。

　　在許多人眼里，“跳樓秀”前幾年與被欠薪民工有著緊密聯(lián)系，那時也是社會拖欠民工工資比較嚴重的時期。自重慶農婦熊德明委托總理幫丈夫討回工資后，“追薪大風暴”迅速席卷全國。雖不能就此斷定此類問題從此沒有，但民工成為“跳樓秀”主角的現(xiàn)象越來越少。這或許表明，形成有效機制才是紓緩“跳樓秀”的根本所在。

　　厘清“跳樓秀”的根本動機，所謂的媒體責任其實已經非常清楚。媒體有責任努力表現(xiàn)出社會的良心和溫暖，所以絕大多數(shù)時候只能寧可信其有，被“跳樓秀”者利用乃至愚弄。真正應引起反思的當是相關單位：為什么“跳樓秀”比正常渠道申訴更容易解決問題？“跳樓秀”者的話語通道是否真的通暢？相關疏解機制是否真的高效？如果這些問題均妥善解決，生活中還會有那么多動輒以生命相脅的“秀”嗎？(禾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