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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背后推一把”？

　　這個問題其實在談判的一開始就提了出來，只是在后來談判進入解決具體問題的通道后，關注有所轉移。

　　前駐俄羅斯大使李鳳林曾在這場談判中擔任翻譯。他在后來接受華東師范大學國際冷戰(zhàn)史研究中心研究員李丹慧的采訪時，曾經透露了中方這次談判的底線：一定要蘇方承認清政府與沙皇俄國簽署的界約是不平等條約。同時告訴他們，中方并不打算據(jù)此收回被割去的領土，以體現(xiàn)中國的“寬宏大量”。

　　這一看似有些自相矛盾的要求，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中蘇關系的現(xiàn)狀。從1960年開始的中蘇大論戰(zhàn)，大部分情況下不牽涉實體的利益，而是竭力要弄清楚一些“大是大非”。論戰(zhàn)所涉及的范圍，可從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中共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上發(fā)表的幾篇文章的題目中窺斑見豹：《關于斯大林問題》《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在戰(zhàn)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無產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這樣的文章此間共發(fā)表了9篇，時稱“九評”。

　　蘇共則在1年多的時間里，發(fā)表了2000多篇反華的文章。

　　朱瑞真說，這些爭論，由于產生于兩國在不同發(fā)展階段對有些問題的不同理解，注定不會有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而是讓事情變得越來越糾結。到了最后，爭論甚至演變成了對細節(jié)的反復糾纏。

　　朱瑞真向《中國新聞周刊》提到了一個細節(jié)。就在這一次邊界談判開始前5天，朱瑞真和他翻譯組的同事，還在準備針對蘇聯(lián)的一封措辭激烈的信，其中有一個詞的選擇讓他們絞盡腦汁。

　　當年2月份，蘇共中央召開全會，會后給各國共產黨、工人黨發(fā)出了一封譴責中共的信，這封信并沒有發(fā)給中共，但很快這封信的內容就被中共獲悉。于是，中共中央于當2月20日給蘇共中央發(fā)去一封短信，痛斥“蘇共領導一方面裝著要團結的樣子，叫嚷停止公開爭論；一方面又背著中國共產黨策動新的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運動”。

　　這封信是根據(jù)毛主席的指示起草，并經他閱批后發(fā)出的。信的最后寫道：我們再一次鄭重地要求蘇共中央把最近給兄弟黨的反對中國共產黨的信同樣發(fā)給我們。當時，在譯“要求”一詞時，朱瑞真等人為如何用俄文表達反復推敲。“TPEBATb”和“nPCCHTb”都是“要求”的意思，前者語氣強硬，在俄文中幾與“命令”同意，后者語氣謙和。大家對是用前者還是用后者意見不一致。幾經推敲后，最后還是用了“TPEBATb”。

　　第二天，蘇共中央就作出了答復。顯然，這封信的措辭使蘇共大為惱火，來信語氣尖刻，特別指出中共居然不是“nHXHTb”(請求)他們而是“TPESDATb”(要求)他們！來信說：“難道有誰會認真地聽從你們的腔調，被嚇唬住而立刻跑去執(zhí)行你們的要求嗎？”“這是根據(jù)什么權利呢？”

　　就這一件事，外電后來有一個評論，說“當時的中蘇關系，已經容不下一個單詞”。

　　中方滿以為自己提出的要求對方會爽快地答應。畢竟“我要的只是面子，你得的卻是實惠�！背Ｄ暄芯恐刑K關系的李丹慧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分析，當時，“面子”對于中方意義重大，原因在于它一方面有助于安撫國內的民族情緒，另一方面，還有助于維護領導的權威。

　　沒想到這一要求卻招致蘇方的強烈反彈。蘇方代表團團長澤里亞諾夫對中方的這一要求深感“震驚”。朱瑞真向《中國新聞周刊》分析，在蘇方代表團成員眼里，不平等條約問題簡直就是一個設給未來的圈套。他們認為，蘇方如果承認了以往條約的不平等性，這些條約就成為無效條約。這等于賦予了北京這樣一種權力，即假如它認為有必要，莫斯科就應當把150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歸還中國。這是蘇方絕對不能接受的。

　　蘇方的態(tài)度又反過來刺激了中方代表團。在第三、第四輪談判時，中方論戰(zhàn)的火藥味日益濃烈。據(jù)《中蘇關系史綱》記載，外交部副部長、中方代表團團長曾涌泉有一次在會上激憤地說：“占領我們的領土吧。假如你們有足夠的勇氣！你們可以挺進到北京并占領它，你們可以挺進到廣州并占領它。但你們永遠都休想我們承認你們的侵占是合法的！”

　　雙方在不平等條約上的糾纏，后來隨著雙方交換地圖而有所消減。這場在毛直接領導下的邊界談判，直到雙方行將對東段邊界達成協(xié)議時，還沒有邁過不平等條約這一當初設定的“最低門檻”。很多研究中蘇關系的專家分析說，毛澤東的這個談話，就是想在關鍵時刻在背后“推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