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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治互聯(lián)網低俗之風的大背景下，新媒體的科學化管理問題也越來越多地浮出水面，成為亟待解決的課題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季明李舒

　　在整治互聯(lián)網低俗之風的大背景下，新媒體的科學化管理問題也越來越多地浮出水面，成為亟待解決的課題。

　　“國字號”假網站泛濫

　　本刊記者在調研中發(fā)現，一些非法網站打著“中國”或“國家”旗號，鏈接知名權威網站，大量刊登虛假信息、企業(yè)和地方政府負面新聞，借機行騙或敲詐勒索，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

　　2008年7月，河北破獲一起假網絡記者詐騙案。一個名為“中國法治網”的假網站，設立了30多個省級頻道，發(fā)展成員80余名，在各地用負面新聞欺詐訂閱單位580多個，脅迫它們征訂《中國法治網資訊》900多份，涉案金額超過100萬元。

　　2008年9月底，北京警方查獲“中國法制觀察網”制售假記者證案。“中國法制觀察網”下設新聞調查部、內參部、維權部、聯(lián)動記者部等部門，分布在河南、云南、海南、山西、江蘇等省,他們制作的假記者證以每本0.5萬元-1.5萬元的價格向他人出售。

　　2008年12月9日，國家中醫(yī)藥管理局曝光了74家虛假中醫(yī)藥機構網站，其中68家以“中國”字樣打頭。記者在百度中輸入“中國××網”搜索，幾乎每一個行業(yè)都有數十家“中國”或“國家”字樣的網站，不少網站制作精良，真假難辨。

　　“‘國字號’非法網站通過威脅報道負面新聞和制造謠言向地方政府或企業(yè)索要‘封口費’，一些企業(yè)和地方政府部門害怕事態(tài)擴大，便給錢、給物了事，使假網站有了生存的土壤。”負責偵辦“中國法制觀察網”一案的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總隊警官王啟振說。

　　記者采訪發(fā)現，行業(yè)類“國字號”假網站敲詐手段更加隱蔽，刊載的信息真假難辨，嚴重擾亂了市場和行業(yè)秩序，很多企業(yè)吃了啞巴虧，還不得不將這些網站視為上賓，交不菲的“封口費”。國內兩家著名造紙企業(yè)的公關負責人就告訴本刊記者，一家“國字號”假網站刊登了企業(yè)的負面信息后，會主動打電話與其聯(lián)系，提出各種經濟要求，例如向網站投放廣告或提供贊助。

　　本刊記者從國務院新聞辦網絡局了解到，網絡媒體發(fā)布新聞需獲得國務院新聞辦頒發(fā)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互聯(lián)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沒有新聞資質的網站，發(fā)布新聞屬于非法行為。但一些互聯(lián)網業(yè)界人士透露，由于網站域名和IP地址的申請門檻較低，一個網站被查處之后，只要更換一個IP地址，就可以原封不動地在互聯(lián)網上出現，很難清理。

　　為懲治“國字號”不法網站，原信息產業(yè)部曾發(fā)布《非經營性互聯(lián)網信息服務備案管理辦法》，規(guī)定非國家級單位的網站不得以“中國”、“國家”等字頭命名，但因為缺少有效的防范和打擊手段，治理效果還不夠理想。

　　大量別有用心的“網絡雜音”

　　新媒體是多種觀點表達和互動的平臺，但是本刊記者調查時發(fā)現，目前一些新媒體發(fā)出的聲音明顯“別有用心”，還有一些明顯為特殊利益集團操作的聲音等，值得引起管理部門的關注。

　　一些網絡聲音明顯帶有打壓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傾向，如某網站的一個論壇帖“2009年中國經濟社會十大預言”直接將股指定位于1000點，并大肆渲染房價暴跌、企業(yè)大規(guī)模倒閉破產等恐慌情緒，“唱衰”中國經濟。這些聲音是從哪里來的呢？

　　一是網絡上存在著大量的“網絡憤青”、“網絡哄客”，其重要特點是不管實際情況，一味渲泄情緒。

　　二是利益集團在背后“發(fā)力”�！锻顿Y者報》執(zhí)行總編何剛告訴本刊記者，在房地產市場、資本市場等領域，境內外利益集團培養(yǎng)了一批“網絡寫手”，這些“網絡寫手”的重要任務就是為利益集團服務，而不管國家利益和群眾利益。比如一家海外跨國公司準備收購國內某一行業(yè)龍頭企業(yè)時，網絡上一般都會出現大量唱衰國內這一行業(yè)的聲音，并且“有理有據”，相關文章和評論會持續(xù)很長時間。

　　三是敵對勢力的“碎片式”滲透。“ANTI-CNN”網站負責人饒謹告訴本刊記者，一些境外媒體辦的中文網站也正在采取郵件、圈群的方式影響著網絡輿論，他們大都設置有輿論反響版塊，聘請中國專家或有留學背景的人員寫作，呈現的觀點犀利、新銳，在年輕白領中頗有市場，但這些境外媒體辦的中文網站一般都有特殊資金來源，是非營利機構，其政治目的顯而易見。由于采取直郵方式，政府部門很難監(jiān)管。饒謹認為，這些“碎片式”滲透，最大的輿論危害是混淆視聽、轉移大眾的注意力，誘導網民進行破壞性的思考和行動。這類跟帖一般是在中國的夜間發(fā)表的，很多發(fā)帖者可能不在國內。

　　由于一些主流媒體不注意研究網絡傳播規(guī)律，發(fā)出的聲音網民不愛看、看不懂，客觀上又為這些“網絡雜音”留下了市場空間。一些網民寧可相信網絡上的謠言，也不相信政府的聲音。當人們通過搜索引擎設置關鍵詞查找時，它們就會和新聞一起出現，混淆視聽，影響大眾的判斷。

　　新媒體“表達疆界”應立法規(guī)范

　　從近年來我國發(fā)生的多起網絡熱點事件來看，新媒體作為個人或群體利益表達平臺的特征日益明顯。本刊記者在就新媒體進行專題調研中發(fā)現，目前我國相關法律法規(guī)尚不健全，正常的利益表達得不到充分保障，侵權的利益表達又難以受到懲罰，當前應切實研究如果通過改進立法來規(guī)范新媒體的“表達疆界”。

　　單就法律法規(guī)條文而言，我國對新媒體上的利益表達已經進行了一定規(guī)范。國家部委先后制定的有關音像制品、電影、廣播電視、印刷業(yè)、出版、互聯(lián)網上網服務營業(yè)場所等的管理條例，對諸如危害國家安全、泄露國家機密，侮辱或誹謗他人等言論，作了一系列限制性規(guī)定。單就新媒體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計算機信息系統(tǒng)安全保護條例》《互聯(lián)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電子出版物管理暫行規(guī)定》等也作了類似規(guī)定。

　　但在實際司法實踐中，許多“網言網語”都難以清晰界定是否違法。華中科技大學新聞學博士盧家銀說，與傳統(tǒng)媒體相比，新媒體具有虛擬性和匿名性的特點，公眾較易接近和使用，它為公眾表達利益和宣泄情緒提供了最佳的渠道，公眾往往會利用新媒體大膽地表達一些通過其他渠道無法表達的訴求。并且，由于制度化的表達渠道經常受阻，所以新媒體這種表達有時是非理性的、情緒化的，甚至比較偏激和極端。

　　本刊記者調研發(fā)現，社會熱點事件之后必然伴有網絡謠言已成新媒體的“規(guī)律”，但縱觀整個2008年只有“汶川大地震”和“楊佳襲警案”的造謠者受到法律制裁，其他的網絡謠言也曾混淆視聽、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但都因“網絡惡搞”和“網絡謠言”界限不清而難以受到追究，社會運動的觀念化與虛擬化帶來了傳統(tǒng)法律控制的無力。

　　盧家銀說，傳統(tǒng)的成文法在認定違法時，其對象是產生某種后果的社會行為，而新媒體上的非理性表達行為主要是通過虛擬化的觀念或符號影響他人，如在博客、電子公告牌(BBS)、即時通信工具和手機短信等上發(fā)表批判的、諷刺性的、“惡搞”類的言論。有時候，傳統(tǒng)法律是很難確定這樣的行為是否是社會行為，它是專意以影響他人為目的，還是僅僅表達自己的某種利益，抑或是模仿他人的一種反應；同樣，也很難判斷這種表達和交流是私人性的還是公眾性的，對私人產生了影響還是對公眾產生了影響，以及這種影響所產生的后果及程度。

　　被稱為“網絡暴力第一案”的王菲訴三網站案不久前作出一審判決，遭到“人肉搜索”的原告王菲勝訴，兩家網站被判侵權，一家網站獲免責。但此案件的判決卻并未阻止網絡上越來越熱的“人肉搜索”浪潮，而地方官員更是這一輪搜索的“熱點”。僅在過去幾個月間，就先后有深圳海事局原黨組書記林嘉祥、南京市江寧區(qū)房產局局長周久耕、陜西漢中市佛坪縣縣委書記楊光遠遭到“搜索”。

　　上海市人大代表徐曉青律師說，表達自由作為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但其行使過程應當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以不影響和傷害他人的表達自由和人身權利為前提。而以網絡謾罵、網絡“惡搞”為代表和帶有“網絡暴力”傾向的“人肉搜索”，卻在虛擬世界愈演愈烈，它們常以正義為名實行“道德審判”和言語霸權，侵害他人的表達權、名譽權或隱私權等基本權利，在不經意間也傷害了公共利益，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在審議《侵權責任法(草案)》，草案中的可能對網絡侵權作出明確規(guī)范，網絡服務提供者明知網絡用戶利用其網絡服務實施侵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與該網絡用戶承擔連帶責任�；ヂ�(lián)網和法律專家都對這一法律條文持肯定態(tài)度，但同時也指出在如何界定“明知”的問題上，必須要有更加精確而具有可操作性的解釋。

　　調研中專家指出，當前新媒體在利益表達合法性上的界限不清，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國現行法律不適應新媒體發(fā)展趨勢而造成的。清華大學新媒體研究專家熊澄宇教授說，當前新媒體發(fā)展已出現明顯的終端整合、渠道整合和內容整合趨勢，而我國針對新媒體的立法卻遠遠落后于技術發(fā)展，“一出臺就落后了”。一方面，目前已經有18個部委出臺了涉及新媒體管理的文件，但相關文件中出現的詞是混淆、交叉、不準確的；另一方面，有利于新媒體健康發(fā)展的法律法規(guī)又相當不健全或無法執(zhí)行到位，如互聯(lián)網知識產權法律。

　　網絡輿情研究機構IRI負責人李艷說，日本近年來提出的建立“融合型媒介規(guī)制”的基本構想值得我國借鑒。隨著日本新媒體融合步伐的加快，廣播電視受眾、手機用戶、互聯(lián)網用戶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他們正在變?yōu)閺娜诤系男畔⑼ㄐ啪W絡上獲得各種信息、發(fā)布各種信息的使用者，這就要求建立能夠為所有用戶權利提供保護的政策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