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社會所盼,十七屆五中全會透露出的新的五年愿景和承諾中,收入分配改革占有重要比例。與此前提法相較,還加重了語氣。
在剛剛公布的“十二五”規(guī)劃的建議稿中提出,要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而在十七大報告中,對兩個比重的用詞是“逐步提高”。
本次全會還宣示,“城鄉(xiāng)居民收入普遍較快增加”是今后五年經濟社會發(fā)展的主要目標之一。據新華網等輿論管道反映,對此,“網民普遍表示支持并深受鼓舞”。
我國收入差距不斷拉大、超過國際公認警戒線,已是不爭的事實。但鴻溝如何填平、短期能否破局,卻面臨較大分歧。
就在全會召開之前不久,本刊曾報道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的判斷:收入差距由拉大到縮小的轉折點已經到來。引得眾說紛紜,不少網民擔心被“忽悠”。
今年年中,曾有人提出借鑒日本實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是其代表人物。
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研究員王小廣、國家發(fā)改委社會發(fā)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則對此表示質疑。楊宜勇的說法頗有“降溫”的味道:“不能一味地追求快!
但“務實”的楊宜勇也認為,改變收入失衡格局的時機已不容錯過,他認為,應把收入分配調控作為“十二五”的一個約束性指標,這樣,“軟改革就會硬起來。”
與公眾、專家表現出的關切相應,今年8月底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上,全國人大財經委也通過專題調研報告建議,盡快制定出臺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方案。此調研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十二五”規(guī)劃進行的專題調研之一。
抓住收入差距逆轉拐點
今年7月,曾有媒體組織公眾與專家會診一個纏繞國人多年的問題:“中國會掉進中等收入陷阱嗎”?
國際上一般認為,在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進入中等收入國家后,會出現嚴重的貧富分化、腐敗叢生等現象。
2009年,中國人均GDP已超過3600美元。
據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的研究,衡量貧富分化的基尼系數,在2002年首次突破0.4的國際警戒線后繼續(xù)向0.5的紅線靠攏。
他的研究顯示,近十多年來,收入分配向政府、企業(yè)(或雇主)傾斜,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持續(xù)下降,已由原來的55%以上降低到40%左右,普通居民的收入增長速度明顯滯后于GDP與財政的增長速度;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距超過3倍,行業(yè)收入差距超過10倍,地區(qū)之間的差距在2倍以上。
收入分配問題顯性化非一日之寒,決策層和有關部門亦早已對此進行籌劃。如200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專門召開會議,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規(guī)范收入分配秩序問題。
另據報道,從2004年開始,由國家發(fā)改委牽頭起草的《關于加強收入分配調節(jié)的指導意見及實施細則》,已6次易稿,但至今未能出臺。
鄭功成日前發(fā)出警示:“收入分配問題源于民生與經濟層面,事實上卻與社會問題、政治問題糾結在一起,成為現階段影響改革、發(fā)展與穩(wěn)定的重大因素。因此,推進收入分配改革已經刻不容緩!
作為該領域的資深專家,楊宜勇近年也多次呼吁,“收入分配問題,早一些時間解決可能沒有實力,太晚時間解決可能錯失很多機會,導致問題積重難返,現在解決這個問題正是時候!
學界多認為,我國收入差距的最大原因是城鄉(xiāng)收入差距大,李揚計算其對基尼系數有40%的貢獻度,楊宜勇則認為60%與此有關,其他的因素是壟斷、不公平、腐敗等。
李揚表示,城鎮(zhèn)化率達到45%時,就是收入差距逆轉的拐點。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我國的城鎮(zhèn)化率已達到46.6%。
按李揚的說法,城鎮(zhèn)化率到達這一程度后,城市地區(qū)的工業(yè)化已初步完成,各項商務成本趨向提高,資本和勞動力不再單向集中,而是在城鄉(xiāng)之間雙向流動。此外,第三產業(yè)的崛起也使得城市優(yōu)勢消失,有時農村條件在發(fā)展三產方面更加優(yōu)厚,這會導致配置在鄉(xiāng)村的資金收益率比城市更高。
但逆轉過程不會自動展開。李揚認為,創(chuàng)造條件加速這一進程便是政府的重要任務,比如如何確保農民能夠分享土地帶來的收益,“顯然,這需要一個全國性的制度安排!
收入增長須明確指標
今年6月,人社部專家蘇海南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可以借鑒在日本成功實施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列入“十二五”規(guī)劃或政府工作計劃,“如果年均工資增長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不妨提出這樣的目標!
對此,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王小廣撰文回應認為,居民收入倍增意味著需要比GDP增長快近一倍,要做到這一點理論上有兩個辦法:一是向居民多發(fā)貨幣,但是這會影響到國民經濟的穩(wěn)定,并帶來通貨膨脹的風險,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國家執(zhí)行過此類政策;二是通過經濟存量的調整來實現,比如將國有資產分配給居民,但是這樣做的阻力非常大,執(zhí)行難度也很大。
在他看來,“中國連物業(yè)稅的征收都做不到,在當今社會從富人或富裕地區(qū)拿錢補貼窮人比虎口拔牙還難。”
鄭功成也認為,收入分配改革多年難見實質行動,首要原因便是利益格局已經形成,既得利益者或特殊利益集團不可能自動放棄在財富分配格局中的優(yōu)勢地位。
就在學界爭議、決策層未予表態(tài)之時,日前已有地方先行提出“收入倍增計劃”。
今年8月,吉林省宣布實施“富民工程”,提出到2015年,實現全省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職工平均工資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都翻一番以上。
上海浦東新區(qū)也計劃從今年起實施“農民收入倍增計劃”,目標是到“十二五”期末,浦東的農民收入能夠比2009年翻一番。為此,浦東新區(qū)分別針對農民的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轉移性收入提出了具體目標。
此外,今年富士康公司在“N連跳”后大幅提高一線工人工資,也讓特定人群短期內收入倍增不再是夢想。
全國性居民收入倍增計劃尚未得到廣泛共識,但在未來尤其是“十二五”期間,像對節(jié)能減排一樣,確定一些收入分配領域的量化指標,則在相當程度上被認可。
楊宜勇說:“基尼系數不能再擴大了,在2015年要達到什么標準,2020年要達到什么標準,必須得有一個說法,必須要鎖定一個目標,然后不遺余力地實現。”
鄭功成也公開表示:“特別希望‘十二五’期間能夠明確相關的指標,比如基尼系數降到0.45以下,到2020年‘十三五’時期降到0.4的國際警戒線以下,必須要有這樣的目標才能算賬!
他認為,目前的分配格局是30年來形成的,用10年來恢復到相對合理、公平的格局,即可給予高度評價,“大家應該讓國家能夠理性地、穩(wěn)妥地推進收入分配改革!
細化“民富”路線圖
五中全會前后,國家發(fā)改委副秘書長楊偉民的一個分析得到熱捧:“十二五”規(guī)劃與此前的規(guī)劃有著本質差別,過去規(guī)劃較多追求“國強”,而“十二五”規(guī)劃則在追求“民富”。
而與理論問題相比,老百姓更為關注執(zhí)政者在未來五年將采取哪些具體措施,以達到“民富”效果。近年來,隨著收入分配鴻溝的日趨拉大,政府讓稅、大幅提高社會保障支出在GDP中的占比、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全面推行工資集體協商等收入分配改革措施,已被理論和實踐界反復討論得不亦樂乎。與此同時,在一些地方“富民”已悄然進入了實操階段。
比如為實現其提出的“富民工程”,吉林省已制定出指標性較強、較為細化的地方政府“富民”路線圖。這一路線圖包括了13個部分、53條具體措施。其中核心做法有四。
其一,發(fā)展產業(yè)、推動創(chuàng)業(yè)、擴大就業(yè),把創(chuàng)業(yè)作為富民的重要途徑,通過創(chuàng)業(yè)發(fā)展產業(yè),促進就業(yè),增加居民財富。到2015年,全省三次產業(yè)結構要調整到10:50:40,新增個體工商戶120萬戶,新增中小企業(yè)5萬戶,服務業(yè)從業(yè)人員占全省從業(yè)人員的45%,并為此出臺一系列財稅和信貸支持政策。
為破除創(chuàng)業(yè)中的政策障礙,吉林提出開放知識產權收益,職務性技術成果在本省轉化或入股的,其知識產權由主要發(fā)明人或研發(fā)團隊擁有。科技人員以知識產權入股的,作價金額可達公司注冊資本的70%。
其二,促進工資性收入、農民純收入、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較快增長,把提高工資水平作為調節(jié)分配關系的著力點和增加居民收入的主渠道。特別提出,要確保社會工資增長速度高于全省地區(qū)生產總值增速,高于全國平均工資增速。
為強化政府在提高收入方面的責任,吉林建立了最低工資標準與職工平均工資掛鉤、兩年一調整、全面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將職工工資增長作為各級政府政績考核的重要指標。
為鼓勵企業(yè)提高工資,吉林還提出企業(yè)年工資增幅超過20%的,超過部分免征應交社保費單位繳費等方式。
其三,改善居民居住條件,加快社會事業(yè)發(fā)展,加快安居工程、加大廉租房和公共租賃住房扶持力度,到2015年基本滿足城鄉(xiāng)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需求。
其四,強化城鎮(zhèn)化和公共財政對富民的促進作用。到2015年,全省城鎮(zhèn)化率要達到60%;將新增財力的70%用于民生,引導和撬動各類社會資源投向“富民工程”。
此外結合本地特點,吉林的富民政策明顯向中低收入群體傾斜。如在3年內實現全省城鎮(zhèn)居民5項社保全覆蓋,提高退休人員基本養(yǎng)老金和城鄉(xiāng)居民醫(yī)保待遇,解決23萬集體企業(yè)職工、16.9萬五七家屬等特定群體養(yǎng)老保險問題,將51萬“關停并轉”國企退休人員全部納入醫(yī)保等。
“由政府自己改自己,用自己的刀削自己的把兒,恐怕是最難的,”國家發(fā)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常修澤說,“這涉及深層的政治和社會體制改革問題!倍约帧⑸虾5鹊貫榇淼牡胤绞杖敕峙涓母,令公眾看到了在“強國”到“民富”的轉型問題上,執(zhí)政黨不僅有意愿,而且正在將其付諸行動。
據本刊最新獲悉,高層針對當前“社會收入分配問題突出”,已明確提出: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根據形勢發(fā)展和條件允許,積極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不斷增加城鄉(xiāng)居民收入,有效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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