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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麗

父親凌子風離開我們已整整一年了，他那堅韌、慈祥、樂觀的音容笑貌時時在我的眼前浮現。我真是無法相信，那么快樂的爸爸，真的不在人世了嗎？媽媽石聯星去世15年了，姐姐梅子也早離開了我們，家里五口人只剩下了我和弟弟凌飛。這些日子，小時候的事像影子一樣在跟隨著我，想起爸爸媽媽對我和弟弟的家教，真是一生都忘不掉。

爸爸惟一打過我一次，教給了我一生做人的道理

從我記事起，我就知道我是幼兒園的孩子。爸爸凌子風是著名的電影導演，媽媽石聯星因演《趙一曼》而成為當時的女明星，爸媽全撲在了新中國的電影事業(yè)上，忙得顧不上我們姐弟三個。姐姐養(yǎng)在奶奶家，我和弟弟上北影幼兒園。

給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那時我們家住在太平胡同，門口就是廟會。我特別喜歡廟會，放假的時候，我從幼兒園回來，姐姐帶著我去逛廟會。廟會上賣一種瓷的裝水的小鳥，一吹，「嘟兒--」的一聲，別提多好聽了。我真喜歡上了這個小瓷鳥，站在小攤前邁不開步。可是我們沒有錢，爸爸媽媽從沒給過我們一分錢。姐姐對我說：「走，咱們回家找爸爸要錢去�！够亓思遥�我去找爸爸，向他要錢買小瓷鳥，沒想到，錢沒要來，卻被爸爸打了一頓。這是我一生中惟一一次被爸爸打，當時我不明白愛我的爸爸為什么打我，后來我才明白，爸爸是恨我那么小就知道向大人要錢。也就因為那一次打。我明白了，我不能向爸爸媽媽要東西。這也成了我做人的一個原則，不管我的生活有多困難，我從來不向父母伸手。直到我40多歲的時候，我去景德鎮(zhèn)，看到了童年的小瓷鳥，才圓了童年的夢�，F在，每當我看到小瓷鳥的時候，就感到特別親切。

信，就是爸爸

作為凌子風的兒女，我們真是比別的孩子付出的太多了。我被送進了香山慈幼園，星期六被校車接回家。那時爸爸在上海海燕電影制片廠一呆就是六年，媽媽在拍電影《風從東方來》。上小學的我從沒有被爸爸媽媽接送過。有一次，爸爸從上海給我寄來一封信，那時我認識的字不太多，老師就當著全班同學念了這封信。當我捧著爸爸的信放在胸口的時候，真覺得暖乎乎的，就好象靠在爸爸身上一樣。后來的幾個月，我就把這封信白天放在胸口，晚上拿出來一邊看，一邊偷偷地哭。我的童年是在對父親的思念中度過的，而爸爸的成就也是從這時起奠定下來的，他的《母親》、《深山里的菊花》、《春風吹到諾敏河》、《紅旗譜》等等就是那時拍的。1950年，爸爸和媽媽雙雙為祖國拿到了世界電影大獎。爸爸的《中華兒女》是第一部在國際得獎的中國電影，媽媽因扮演趙一曼也是第一個在國際上得獎的中國女演員。

爸爸教我補襪子

住在香山慈幼院的時候，我才上三、四年級，爸爸親手教我補襪子。爸爸給我做了一個木襪楦子，告訴我，把襪子套在上面，然后用一塊裁好的小布塊堵住襪子上的窟窿，這樣一針一線地縫上，又平整，又好看。我學會以后，補襪子竟然上了癮，把爸爸媽媽和姐姐的襪子全帶到了學校。晚上一熄燈我就悄悄拿出補襪子的工具，把門推開一點縫，借著走廊的燈光補襪子。那陣子，全家人都穿上了我補的襪子。

爸爸是大導演，他更有一雙巧手，他把我們家布置得充滿自然的情趣。爸爸做的炸醬面像一件藝術品，菜碼五顏六色，好看好吃，誰到我家吃飯，都佩服爸爸的手藝。我的一手女紅，就是從跟爸爸學補襪子開始的。誰也沒想到，我這個1米8的大個子竟會做服裝。從北京女排下來之后，我組織了瑞馳排球宿將時裝表演隊，隊里的晚禮服就是我親手設計、一針一針縫制的。我們的表演隊在全國首屆中老年健身舞蹈匯演大會上居然拿了第一名。這些都是爸爸從小讓我們動手學習的結果。

成才要靠自己

爸爸對我說過，「我們的路是自己走的，你們的路也要自己走。」我和弟弟一直是自己奮斗，沒有靠過爸爸媽媽的名聲，沒有吃過一點老本。

我記得爸爸一生只對我做的兩件事表示出贊許，一次是1972年我在北京女排當運動員的時候。那年正趕上日本女排訪問中國，在北京工人體育館比賽時，我作為北京女排的非主力隊員參加了。那一場球，爸爸媽媽去看了，這也是他們頭一次看我比賽。比賽一開始，日本隊員的喊聲震天響，上場又跺腳又拍手。我們那時哪見過這陣勢，第一局打下來我們0比15負于日本隊，第二局打下來1比15負于日本隊。我急了，多次求戰(zhàn)。教練說：「凌麗，你嗓門大，你上場！」我一上場只想打擊日本隊的氣焰，也不管什么線路，打一個球，我就大喊一聲。這一局我們打下了13分。雖然這次比賽日本隊贏了，但是這是她們惟一在中國訪問比賽時輸球最多的一次。比賽一下來，爸爸就對我說：「你給我們中國人出了一口氣�！挂簿褪沁@一次，決定了我在北京女排的位置，我打排球一直打到28歲。

第二次肯定我是在1991年。我28歲開始學聲樂，已經不年輕了。當學到第17個年頭1991年的時候，國家體委舉辦了建國以來的中國優(yōu)秀運動員卡拉OK比賽，A組是世界冠軍，B組是全國冠軍，我被分在B組里。那一次又是在工人體育館，決賽的時候，我爸爸去看了。當時我并不知道爸爸坐在哪個看臺，但是我總是沖一個方向唱，也許是唱得太投入了，我沒有發(fā)現看臺上的爸爸。等唱完了，我才發(fā)現爸爸正是坐在那個方向。我興奮極了，跳起來向他招手，讓他坐在靠近舞臺的位置。爸爸擺擺手，評委都是爸爸的老朋友，他不愿意因為自己影響比賽的公正。當評委宣布我是第一名的時候，我在場地上把我的聲樂老師黃淑華指給爸爸，爸爸站在看臺上向黃老師深深地鞠了三個九十度的大躬。當時我真是熱淚盈眶，能得到爸爸的承認真是太不容易了。

爸爸對媽媽深深的情意

1980年在北京人藝當導演的媽媽得了癌癥，1982年她還抱病參加了全國政協會議（媽媽是第五屆、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骨瘦如柴的媽媽，坐馬桶都很艱難，細心的爸爸特意為她縫制了棉坐墊，針腳又細又勻；還為她四處求醫(yī)，買甲魚補養(yǎng)身體，媽媽住院做手術的時候，爸爸正在拍電影《駱駝祥子》，有時為了看一眼媽媽，爸爸帶著沒有卸妝的演員一車人跑到醫(yī)院，給媽媽送去一箱箱的冰和溫暖的話，斯琴高娃、張豐毅經常是帶著妝去看望媽媽。1984年8月，媽媽離去的前夕，把我和弟弟叫到身邊，輕輕地慢慢地對我們說：「我的后事要從簡，你爸爸如果以后要結婚，你們不要干擾他」，我們懂得媽媽的心，我們是媽媽的乖孩子，照媽媽臨終的囑咐去做了。只要爸爸幸福，就是我們的幸福。

1984年8月我們親愛的媽媽離去了，爸爸專門為媽媽挑選了一個精致又典雅的白色大理石骨灰盒，并親自題詞，刻在上面。媽媽離去后，我和弟弟怕爸爸孤單，就和爸爸住在了一起，爸爸和韓阿姨認識了，我們各自又回到自己的小家。為了爸爸的幸福，做女兒的我也曾多次去韓阿姨那里介紹我們的一家，我真誠的希望爸爸的晚年快樂。后來爸爸和韓阿姨結婚了，韓阿姨還帶來了她11歲的女兒谷菲，我們姐妹中又多了一個成員。

爸爸生前留給我的最親切的一句話是「菊子，抱抱我」。

1996年10月爸爸因患肺癌，做了手術。手術后，爸爸一下子老了許多，全家人特別是五叔為了爸爸的病四處尋醫(yī)找藥。兩年后，爸爸的癌癥還是擴散了，可是爸爸還是很樂觀，還去了趟美國，照回來的照片精精神神的，哪像是得了癌癥的老人。但是，癌癥還是把爸爸再次帶到病床上，到北京醫(yī)院放療后，爸爸的體力急劇下降。98年年底，弟弟凌飛從法國回來了。大年三十晚上，弟弟和弟妹董一沙帶著他們的女兒漠漠來到爸爸的病床前，小漠漠給爺爺彈了電子琴。那是一曲圣桑的《天鵝》，幽婉的樂曲中，我看到一直被病痛折磨的爸爸，露出了難得的笑臉。

在爸爸最后的日子里，我一直看守在爸爸的身邊，我已經是51歲的人了，生活了半個世紀，只有這最后的日子是我一生中離爸爸最近最近的時候，可惜，這樣的日子不長了。我在這個時候重新親近爸爸，爸爸也是在這時重新了解女兒，這時真是父女同心。一天，爸爸在病床上擔心地問我：「菊子，你以后做什么呀？」我告訴他：「我以后當聲樂老師，教孩子們唱歌。」爸爸欣慰地點點頭，說：「那很好，好好干吧！」

爸爸的病越來越嚴重，我整日守在爸爸的床前，那時候我的膝蓋因早年打球落下的傷造成了積水，紅腫得很厲害，可是我知道這是爸爸最后需要兒女的時候了。每次坐在回家的地鐵里，我不是累得睡著了，就是為爸爸的病痛難過得淚流滿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