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在中國東莞市活動2個多小時、賺取33萬美元的故事,是各媒體的熱點話題。如果查看一下西方媒體,幾乎看不到相關報道。能夠讀到的有關布萊爾的新聞,也多是講講他出版的自傳中披露了什么秘密,或者出任中東特使后的無所作為,再就是講講布萊爾夫婦炒房產活動中能讓人發(fā)笑的瑣事。顯然,他在西方媒體已不算聚焦對象,換句話說就是“過期人物”了。
布萊爾在東西方不同的待遇,顯然有“距離產生美”的效應。中國媒體都曾報道過這位年輕首相的頭發(fā)從黑變灰白的全過程,人們知道他是如何在英國政壇上一次次魔術師般地化險為夷。近距離接觸的西方人在布萊爾下臺后“移情別戀”,而遠距離的東方人則對他仍有神秘感。畢竟,他曾是一位全球知名的政治家。
不過,布萊爾在東莞“淘金”能成中國的熱點新聞而在西方媒體找不到痕跡的現象,更深刻地反映出東西文化的差別。在西方社會,政要下臺后便是普通公民,他的政策隨即被后來者改寫、翻新,媒體因他們不再掌握公共權力而缺乏報道熱情,即便這些政要不甘寂寞露臉,媒體也無多少興趣。布萊爾在中國的演講價碼是北美的兩倍,媒體報道形成“中國火熱”和“北美冷清”的差距,原因在此。
很多西方名人,都是靠這種“繚繞余音”在中國賺錢的。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英國前首相梅杰,都憑其曾有的名聲在中國輕松賺錢;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蒙代爾、“創(chuàng)意產業(yè)之父”霍金斯,也是憑著往日輝煌一次次被邀請登上中國的講堂。在中國人心目中,名聲是不朽的,值錢的,因此這些在西方的“過期人物”,在中國是“長期人物”。
西方人并不否認個人成就和歷史上的貢獻,但“名聲”是不值錢的,“名”和“利”不是同步的。就說布萊爾,他成名時的收入少于成名后,因為首相不可能獲得法律規(guī)定的收入。即便成名下臺后,他還得通過寫書、演講來賺錢。所以西方的名人,包括政治家、科學家和影視明星,皆需要不斷努力,要以新的作為來賺錢,不可能躺在聲譽簿上收錢。
中國人對“名”的崇拜程度比西方人要強,無論是開學術研討會,還是舉行什么大型活動,都首先看“有什么名人來”,媒體追逐的也是名人而非其觀點和新的貢獻。這正好成為商家可資利用的東西,布萊爾是名人,請他來演講比他講什么更重要,房地產商花大價錢做廣告,讓東莞市頂級別墅樓盤“錦繡山河”一同隨布萊爾到訪而揚名。媒體也一樣,報道布萊爾到訪比報道他《從偉大到卓越》的演講內容要積極得多。
布萊爾、地產商、媒體都玩了一場虛名,布萊爾講了什么,聽者有何收獲,大家不知道,只知道他2個多小時賺了33萬美元。在北美,邀請布萊爾演講的公司是收門票賺錢的,出場費從門票中抽。辉谥袊,聽演講是免費的,因為能聽名人布萊爾演講是一種榮耀,究竟能聽到什么新鮮見解并不重要。
□白爍(廣東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