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說:范徐麗泰1945年出生于上海。4歲時她隨全家一起搬到香港居住。此后,她的人生道路十分平常,在這座飛速發(fā)展的東方大都會里,她接受了小學、中學和大學教育,按照范徐麗泰后來自己的描述“她當時讀書資質(zhì)不高、體育不出眾,也更沒有什么姿色”。
1973年,從香港大學畢業(yè)之后,范徐麗泰在當時的香港理工學院做了一名普通職員,她的生活依然平靜,和同齡人一樣結(jié)婚成家,生兒育女。
1983年,范徐麗泰生命中一個重要的轉(zhuǎn)折終于出現(xiàn)了。當時她擔任香港理工大學學生輔導處處長。這年正值香港立法局換屆,一天,范徐麗泰突然收到了港英政府的通知。原來,當時的香港總督尤德想委任她擔任港英當局立法局議員。
記者:那您當時第一反應呢?
范:第一反應就是為什么是我呢?我對政治一向沒有興趣,我也沒有參加什么政府的一些咨詢委員會等等。我沒有。我就是一向自己做我在學院里邊的工作。
記者:那一定是你某種才能在某種場合得到了顯現(xiàn),或者說別人知道你。
范:其實如果這么說,我自己也想過,一個可能性就是尤德跟我,跟其他幾個人吃過一頓午飯,在吃飯的時候他就問大家一個問題,現(xiàn)在的年輕人,當年的年輕人他們對工作環(huán)境并不了解,我們有什么辦法幫助他們在沒有離開大學之前已經(jīng)對這個社會有點了解。那么當時大家都有各種的意見,有的是非常宏偉的計劃,那么輪到我的時候,我說很簡單,我就說我就去找一些公司,請他們用很低的價錢請一些學生去學習,那么在這個學習的過程里邊,做最平常的工作,比如幫手運東西、送文件,這樣他就理解人與人之間工作同事之間的關(guān)系。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完全一個很平常但是做起來很容易做的一個建議。當時尤德的反應也好像是,這個倒也行得通,可是沒有什么大的回應。所以,我不知道跟這次的午宴有沒有關(guān)系。
記者:我看到書中也說到這一段,感覺好像是您的先生幫您決定了這件事情,而不是您自己來決定了這件事情,是這樣嗎?
范:其實也不是這樣子,我的上司非常支持,工作上的。那么到了家里,我講了之后,其實我自己沒有信心,我很坦率地說我當時完全沒有想到我要進一個立法局,當年的立法局是高高在上的。
那么我的先生就跟我說,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你去學習學習吧,做得不好,兩年之后人家也不會委任你。所以,當時就用一種學習,很謙虛的心情去參加這個工作。
解說:在殖民地時代,英國政府任命的香港總督在香港擁有至高無上的權(quán)力,立法局作為殖民地當局的議事咨詢機構(gòu),成員全部由總督來任命。一般說來,總督委任的立法局議員都是當?shù)氐纳鐣骰蛘呓?jīng)濟實力雄厚的商人。普通教師出身,沒有什么政治和經(jīng)濟背景的范徐麗泰在這個權(quán)貴俱樂部里顯得有些特別。
記者:你第一次走進議會當時的心情,你看到議員們坐在臺上,那你成為他們中間的一員的時候,你怎么考慮?
范:我當時接受了這個位置之后,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希望在香港的教育制度方面,盡我一份力,希望改進我們的教育制度。所以,我第一次走進議會廳其實就沒有什么準備,因為它那一次的會議很奇特,并不是平常的會議,是忽然之間召開的。因為當時我們有一個銀行給擠提,影響整個香港金融的系統(tǒng),所以港英政府就立了一條法律,提了一條法律,就立刻開立法會三讀通過,(政府)接收了這個銀行,就讓它可以擠提平復下來。所以,那一天完全沒有心里準備,要我來開會,那么我就來了。
那么來了開會除了宣誓就職之外我什么都沒做過,就是舉手支持這條條例的通過,也沒有發(fā)過言,也沒有什么,可是那一次就鬧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笑話。
記者:什么笑話?
范:就正如我剛才說的,立法局當年是高高在上,所以男的都是西裝筆挺,女的都是套裝,穿得非常好,每一個人都如此。只有我穿了一件短袖的襯衫、襯衣,然后就一條大花裙子,一對涼鞋,就進去了。所以,第二天就成為這報上一個取笑的對象。
記者:好像你的口才一開始也并不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這樣?
范:其實我這個人,年紀輕的時候我是很內(nèi)向的,我不大愿意講話,對于要上臺演講更是有一種恐懼感。所以,我開頭第一年做這個立法局的時候,其實我是很辛苦的,比如說第一篇在立法局里邊的發(fā)言,我一路講就一路抖,抖到三篇之后,一共有八篇字,后邊這五篇字就完全聽不見了,因為我已經(jīng)抖音到了口,從腳一路抖到口。
解說:從政之后,范徐麗泰一直關(guān)注于自己熟悉的教育事務(wù)。在她提議下,香港政府大幅度提高小學教師中大學畢業(yè)生的比例,這對提升本地基礎(chǔ)教育質(zhì)量很有好處,但是此時,香港市民對這位年輕的女議員還是沒有太注意。
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一場國際風波讓人們對這個看似文弱的女議員刮目相看。越南戰(zhàn)爭結(jié)束后,大批越南難民逃亡。港英政府不顧港人的利益和意愿,擔當起“第一收容港”的角色,香港前后接待過20多萬名越南難民。數(shù)以萬計的越南難民長期滯留香港,給這個彈丸之地帶來了沉重負擔。而美國作為越戰(zhàn)的發(fā)動者,不但要求香港收容難民。而且針對遣返非政治難民問題,不斷批評香港。
面對內(nèi)外壓力,沒有多少外交經(jīng)驗的范徐麗泰率領(lǐng)立法局代表團出訪英美兩國,介紹香港的困境,她又與美國右翼議員展開公開辯論。此后,美國輿論就很少再在這個問題上說三道四。范徐麗泰不畏強權(quán)、為港人利益鼓與呼的表現(xiàn)讓她一舉成名。
記者:范太當議員的時候,就像您自己說的,你可能對這些規(guī)則都不懂。但是您所做議員的最初的開始,所做的幾件事情都給香港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您覺得當時為什么要那樣做呢?做一個議員要有什么樣的標準,才能夠做好?
范:我其實覺得做議員要帶著心來做,這個心就是為市民做事情。將這個責任也是明確地放在有責任的一方,這個就是我所做的事情。當時越南船民的事情就是這樣,因為我了解了整件事的過程之后,我發(fā)覺這個絕對是英國政府利用香港人來替它付帳,它去請客,得到尊重人權(quán)的美名,這個是不對的。你要請客你自己給錢,香港人替你給的錢,你應該還一個公道給我。所以,當時我的態(tài)度就是批評英國政府,我也批評美國政府。因為美國政府當時在國際會議上說好了,所有到香港來的越南船民,西方國家都會收他們到他們國家里去定居,可是后來并沒有這樣做,弄成很多很多數(shù)以萬計的越南船民寄留在香港,而香港又要給錢,照顧他們的起居飲食,這是不公平的。
記者:但是問題是當時的英國當局它是站在美國的一邊,而您是港英當局委任的一個議員?
范:在我來說無所謂,我不是議員的話,我就沒有這個責任要去為香港人說話,為香港人爭取。
解說:從1983年開始,范徐麗泰連續(xù)擔任立法局議員。但是1992年情況發(fā)生了變化。這一年,英國政府任命彭定康出任香港總督。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觀察接觸,范徐麗泰發(fā)現(xiàn)自己與新任總督在許多問題上存在著分歧。她于是主動辭去了所有職務(wù),專心做一個賢妻良母,盡自己10年來對家庭未盡的責任。
記者:因為壓力才離開的嗎?
范:不單單是因為壓力,因為功成身退,因為跟港督大家道不同不相為謀。第三,我覺得自己也做得差不多了,也很辛苦了,不如就休息一下吧。
記者:當時你提出來要辭掉以后,彭先生的反應呢?他同意嗎?
范:同意,同意。
記者:你意外嗎?
范:不意外,我覺得他會很高興接受我的辭呈的。
記者:可是當時香港一些人的眼里,范太你是很得當局的信任,或者說你是親英?
范:對,其實就是因為我是委任的議員,你既然是委任的議員,而且英國的港英政府委任你,而你是應該親英的嘛,這是一個很簡單直接的看法。正如后來我接受了人大常委會的委任做預備工作委員會的委員,他們就覺得我現(xiàn)在忽然就變成親中了。其實來來去去在我來說我沒有改變過,我只是想為香港人做點事?墒窃谒麄兊目捶ɡ镞叄唵蔚目捶ɡ镞吘褪怯H英。
解說:1984年,中英雙方達成了移交香港主權(quán)的聲明,但是香港的回歸之路并不平坦;貧w前夕,英國政府按照以往撤出殖民地的一貫做法,試圖在過渡期讓香港的政治體制發(fā)生巨大變化,1993年7月,在沒有與中方達成共識的情況下,英方強行推出香港政治改革方案。
為了保證香港的平穩(wěn)過渡,中國政府決定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qū)籌備委員會”,剛剛離開政壇不足一年的范徐麗泰應邀重新出山,擔任籌委會委員。在香港回歸前夕的1997年1月,范徐麗泰被推選為香港特別行政區(qū)臨時立法會主席。
記者:好不容易退出了為什么要回來?
范:當時我很明白,這個臨時立法會的工作非常艱巨,而做這個主席一定不會好做?墒侨绻乙驗榕码y而我不愿意出來,我躲在后面,我自己將來會后悔,我不愿意我自己老的時候覺得我做少了,我可以做的事我沒做。
解說:這段日子里,作為臨時立法會的核心人物和主要發(fā)言人,范徐麗泰極為繁忙,她從一個英國人任命的立法局議員轉(zhuǎn)變?yōu)槲磥硐愀鄣呐R時立法會主席,香港本地輿論對她褒貶不一。
記者:可能現(xiàn)在我們坐在這個地方,我們來談這個問題是很輕松的,但是我想回顧一下當時到底有多難應該是非常有意義的問題?
范:其實當然是很難,開頭的時候我也經(jīng)過了一個非常辛苦的階段,我并不習慣有這么多人罵我。比如說范徐麗泰她是香港的江青,這個話很重的,因為我們香港人對江青的印象是一塌糊涂的。所以,又說我的服裝、我的發(fā)型,完全是學大陸化。其實我的服裝從來沒改過,我沒有買什么內(nèi)地的衣服,我的發(fā)型其實很簡單,我當時要來回香港、加拿大、北京,我沒有時間去理發(fā),所以就讓它長了,直的長頭發(fā),就是這樣子,可是很多這些話。
開頭的時候,這些當然人身攻擊你是沒有辦法去回應的,可是有的時候是錯誤的報道,那我曾經(jīng)想去解釋,可是發(fā)覺解釋了之后,其實是沒有什么用的,解釋了之后,大家就將你這個解釋里邊斷章取義,再批評你。后來我慢慢慢慢就醒悟到一個道理。
記者:什么道理?
范:這個道理就是在人家控制的范圍之內(nèi),我不能控制的事情,我不再去擔心。
記者:您可以這么想,但是您的家人,他們同樣生活在香港,他們可能會因為你的這種變化而帶來新的壓力。
范:比如說我的婆婆,她就非常的(受壓力),有的時候就跟我說,誰呀誰呀,親戚們打電話來都很不高興,很為你抱不平,電臺里邊這么講,完全不合理的。我就告訴她,你們不要氣啦,打電話到電臺里去,不一定有用。因為電臺里先問你,你想支持她還是想罵她,今天想罵你的話,支持的人都不會讓他講的,都是放一些罵的人進來的,所以我叫她們也別緊張。那么我的孩子們,在當時的情況,無論我做什么事情,我是他們的媽媽,他們還是愛他們的媽媽的,無論如何。所以,他們也不會令我將他們所受到的一些東西來跟我講,有時候他們可能互相講講,互相開解,我相信他們一定有時候有壓力,可是他們沒講。所以我的丈夫是非常難得的,他非常支持,他甚至于開解我說,他說沒問題,做一個政治人物你必須要有新聞,壞的新聞比沒有新聞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