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2月19日電 今天，全國人才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是新中國成立成來第一次召開專門的全國性人才工作會議�！吨袊嗄陥蟆房鑫恼�，回顧了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直到現(xiàn)在共二十年間中國大學生的整體就業(yè)走勢。
文章指出，20年來大學畢業(yè)生擇業(yè)標準的變化以及社會對人才評價標準的變化，也是這一時期整個社會發(fā)展變化最生動的縮影。
舊的用人機制、人才評價機制的藩籬在一次次的革新中被逐漸拆除，人才的價值為市場所發(fā)現(xiàn)，人才的潛力為市場所解放，堪稱20年來中國改革開放最重要的收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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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們難以抑制的自豪
12月12日，新浪網完成了一項調查：“剛走出校園的你，在找工作時首選什么？”共有6070人參加。結果首選“公司、企業(yè)”的占59.14%，有3590人；選“政府部門、國家機關”的占26.21%，有1591人；“無所謂”的占8.57%，有520人；選擇“個人自主創(chuàng)業(yè)”的占6.08%，有369人。
這份調查的結果，與時下眾多類似調查的結果沒有多大出入。但就是這一份讓今天正在求職的大學生們看上去很平常的調查，卻足以讓20年前的“同類人”感慨萬千。
一位1977級的中文系大學生用類似歌詞的句式表達了看法———
那時候沒有這么多選擇，那時候幾乎沒有人會首選“公司、企業(yè)”，公司企業(yè)本來就沒有幾家，他們想要大學生那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那時候排在第一位的肯定是“政府部門和國家機關”，國家培養(yǎng)我們就是要當干部，我們一畢業(yè)就是行政22級；那時候“又紅又�！保粫膊桓矣惺裁础盁o所謂”，更不可能斗膽“個人自主創(chuàng)業(yè)”；更要緊的是，那時候不可能有好事者做這樣的調查，因為那個時候的流行詞不是“你選擇什么”，而是“分配你什么，你就服從什么”。
令人難忘的1977年。停滯了12年后重新真刀真槍地比試。從1965年之后因為與現(xiàn)代教育制度隔絕而被塵封了11年的人才！百里挑一的慘烈！換來的是神圣的“大學生”的稱號，是“鯉魚跳龍門”的感覺。
一位當年復旦大學的學生回憶說：“上海市民對于著裝簡樸、操外地口音的人是很有點歧視的，但是如果你胸前佩戴著復旦大學�；铡�
武漢大學77級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的學生們至今難忘第一天走進珞珈山麓秀美的校園時，第一眼看到的紅彤彤的歡迎標語，上面寫著“歡迎你，未來的××家”，系別不同，“家”的定語各異。但大家當時的感覺是共同的———滾燙的字眼、沸騰的熱血，“不自豪都不行”。
這群精英們的就業(yè)分配之好，是今天在擇業(yè)時焦頭爛額的“同類人”難以置信的。
曾任武漢大學中文系1981級輔導員的於可訓，是1977級的學生。他清晰地記得，同班同學46個，23人進了北京，單位名稱90%以上帶著“國”字。他當老師后親手送走的64個畢業(yè)生，也有一半的分配計劃是在北京。於老師班上名氣最大的學生喻杉，在校期間寫出了轟動全國的小說《女大學生宿舍》，畢業(yè)時有三個“重量級”去向可供挑選：中國作協(xié)、全國人大、中央辦公廳。
作為優(yōu)秀生的於可訓首先被分到令眾人羨慕的外交部，還有國務院辦公廳作為備選。但后來學�？紤]到師資儲備，要求他留校，他毫不猶豫地表示“服從”。
另一位1980級的輔導員陶梅生老師回憶，全班28個進京指標，竟作廢了17個，大家好中選優(yōu)，連“北京電視臺”這樣今天讓多少人向往的單位，當時竟被視為“雞肋”，原因是“地方單位”。
武漢大學招生就業(yè)處處長錢建國1987年畢業(yè)后一直留校從事畢業(yè)生工作。對不同時期在《學生派遣證》上蓋的兩枚公章的不同意味體驗殊深。過去為學生的派遣證蓋章，意味著“權力與服從”，就業(yè)處手握一把“好牌”，權力大，學生只有求情的份兒，服從的份兒；今天則是“義務與服務”，國家不包分配，但就業(yè)處有義務為學生推薦，為學生自謀職業(yè)做好服務。為了體現(xiàn)服務到位，工作盡職的錢處長成了學生們的親密網友，學生一有問題，他就會很快在網上給予解答，并且請來老校友介紹求職經驗。
事實上，一直到1985年，負責在《學生派遣證》上蓋章的，還是學校的人事處。這意味著，學校是把學生和老師都當成同樣的“國家干部”看待的。后來，逐漸從該處分出來一個“學生處”，一個“畢業(yè)生分配辦公室”，上世紀90年代后期，“畢業(yè)生分配辦公室”大多又改名為“畢業(yè)生就業(yè)指導中心”。
服從的代價
自身的精英素質、社會的精英化評價，鑄就出了頭幾屆大學生以“自信”為主的精英意識、以“圓夢”為核心的有些悲壯色彩的價值取向。1977級及后面幾屆畢業(yè)生的共識是：“金子在哪里都能發(fā)光�！痹凇皣曳峙洹钡膷徫簧鲜冀K堅守、修煉內功、深化內涵、一干幾十年，是最普遍的心態(tài)。
工資與崗位無關。不論是在黨政機關還是事業(yè)單位或者國企，大學本科畢業(yè)生第一年試用期工資一律47.5元。
那個年代，最時髦的中文系學生，都做著作家夢，并感染了許多非中文系的同學。在武漢大學中文系教古代漢語的陶梅生老師記得，中文班64人，但實際聽課的是420人。中文系的學生每學期至少要完成兩篇小說，最多的學生一年創(chuàng)作了12篇小說，幾近瘋狂。
那個時候，全校也就幾十門選修課，不像現(xiàn)在，2100門，浩如煙海。如今，中文系課堂里當年人頭攢動的盛況不再，就連中文系學生自身，也沒有多少人把作家夢當回事，大家紛紛開始輔修經濟學、法學，有的中文系學生在人才市場上展示的竟然是業(yè)余刻苦輔修的第二學位。分管過武漢大學中文系學生工作的彭國亮老師透露，1989屆畢業(yè)的邱華棟，是該校近年來中文系畢業(yè)生當作家的最后一個標本，此后再無傳人。
值得一提的是，一批當年服從分配到了底層的學生，通過苦干，終于一步步脫穎而出，如今有人權傾一方，有人腰纏萬貫。
武漢大學中文系的兩位貴州校友，當年放棄很容易獲得的留在大都市的機會，服從學校安排，回到落后的家鄉(xiāng)，有一位還去了偏遠的山村小學當語文教員。斗轉星移20年，他們靠著穩(wěn)健的心態(tài)和那個年代人特有的吃苦耐勞精神，從基層逐漸浮起，現(xiàn)在一位是貴州省農委負責人，一位是省長助理。
成功浮起的畢竟是少數，當年真正到基層的本來就很少。大多數人一直安心地在首次分配的單位安穩(wěn)地做著“單位人”，做著“職員”。他們有著更多忍耐的辛酸。
眾多武大校友面對記者采訪時大多語塞。但他們在無記名調查中還是吐了真言———服從意味著放棄。到底在過去的服從中付出了怎樣的代價？由武漢大學社會發(fā)展研究所所長羅教講教授領銜的一項面向全國2000個單位、數千名畢業(yè)生的調查表明———
深造機會的放棄，占5.24%；
出國機會的放棄，占3.76%；
失去更能發(fā)揮個人興趣特長的機會，占21.93%；
專業(yè)不對口，占7.86%；
失去獲得更高待遇的機會，占7.53%；
對復雜人際關系的忍耐，占4.26%；
放棄對家庭的照顧，占13.42%；
不能正常調動升遷的，占36.01%。
深圳發(fā)出校友專列
與前幾屆過多的“社會雜色”不同的是，1980年是清一色“學生軍”時代的開始。與前兩屆半的“聽話”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這批從校門到校門的“男生女生”，開始呈現(xiàn)本來應有的躁動，呈現(xiàn)那個年代令人不安的活躍。諸多高校的管理者在這幫學生入學后的短短幾個月便達到了共識：“難管”。為此，當年底教育部在廣西召開了專門研究新生管理的一次重要會議，那股嚴肅和凝重的氣氛至今留在許多高校管理者的腦海中。
后來的歷史事實證明，正是這一撥人，群體個性與國家百廢待興的客觀要求合拍，拉動了第一次流動的大幕。從這一屆畢業(yè)生1984年走上工作崗位之后，開始有了闖蕩江湖的弄潮兒。在就業(yè)分配中“堅決服從”的堅冰，隨著國家政策的松動，從這幫學生軍開始融化。
他們最早成了老板，而前幾屆的師哥師姐，則有很多人成了他們的“助理”、“辦公室主任”。大家合作愉快，榮辱與共。
逐漸地，“鼓勵闖蕩”開始成為時代的底色。1985年，部屬高校畢業(yè)生開始有了40%的“指導性計劃”。1987年的畢業(yè)生是最后一屆國家保證計劃分配的學生。
1989年更是一個有標志意義的年份。從這一年起，國家正式宣布學生可以“雙向選擇”———“工作找我，我找工作”，對對碰�！跋潞！钡恼f法“甚囂塵上”，第二次人才流動大潮開始掀起。2003年11月舉行的武漢大學110周年校慶，破天荒地，從深圳開出了校友專列，全是1989年以后“孔雀東南飛”的學生。其中光是在金融機構、軟件開發(fā)公司等新興部門就職的，就有5000多人。
去年，武漢大學教務長到深圳，走進一家銀行，一聲召喚，竟然有五六個年輕的武大校友熱情地走上前來。
1990屆的一位武漢大學中文系高才生，放著省報記者不當，到農村去養(yǎng)雞、種菜，當了農場主。后來又開礦山，專門承包別人已開采過的沒有多少價值的廢礦�，F(xiàn)在又成了汽車經銷商，每年純利上千萬。
一項關于大學畢業(yè)生流動率的調查，直觀地反映了不同時代的人們工作流動的變化趨勢，驗證了人們對時代變遷的真實感覺———
《武漢大學校友工作流動率比較分析表》(百分比越大，流動越快)
21歲—35歲8.18%
36歲—45歲6.64%
46歲—55歲5.56%
56歲—65歲5.12%
66歲以上4.21%
1992年后，高校畢業(yè)生開始了完全自主擇業(yè)的試點，連指導性計劃都開始越來越少。此后數年，國家機關精簡分流、國有企業(yè)改革，拉動著學生們的就業(yè)標準一天天務實，“能找到一份還不錯的工作”成了普遍的心愿。
不再“精英”
2002年，武漢大學文學院紀念建院20周年，當年的“精英們”一下子回來了5000多人，大家有了一個難得的敘舊機會。新舊擇業(yè)觀的對比成了大家不約而同的一個話題，大家談論最多的就是今天的畢業(yè)生已經很大方地把工資收入作為擇業(yè)的最高標準之一。
他們感嘆，講究“清貧的崇高”的年代終于過去了。
令老校友們也普遍傳誦和欽佩的楷模人物，是法學院2001屆畢業(yè)生姜琨，他從84名應聘者中脫穎而出，成為寶潔公司的大區(qū)營銷主管，月薪8000元，創(chuàng)下了該校應屆本科畢業(yè)生月薪最高記錄。
全國高校學生就業(yè)指導中心擇業(yè)處處長曹殊對歷史變化作了形象的解釋。他說，社會大背景的變化、國家建設中心的轉移、特別是高等教育自身的發(fā)展，使得畢業(yè)生就業(yè)必然從“精英化”走向“大眾化”，更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進入普通勞動者行列。
武漢大學就業(yè)處的統(tǒng)計表明，從1999年開始，武漢大學畢業(yè)生到非國有性質單位就業(yè)的比例一路攀升，到2001年已竄升到20%。在武漢大學教務部的學生走向調查表上，學生們最新的選擇排序為：商業(yè)外貿、大型企業(yè)、教育科技單位、黨政機關、財政金融部門、文化體育部門、城市建設環(huán)保部門、交通運輸農業(yè)部門、自主創(chuàng)業(yè)。進入排行榜的新行當越來越多。
從“精英”到“大眾”的過渡，有歡笑也有痛苦。從2000年開始啟動的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快車，使中國在短短三四年間，適齡青年的大學毛入學率達到了約15%，在統(tǒng)計意義上提前進入了高等教育大眾化時代，但學生的就業(yè)標準以及社會對人才的評價還沒有實現(xiàn)真正的“大眾化轉型”。當有些人在為大眾化來臨而歡呼的時候，還有很多人內心忐忑不安。
記者在武漢大學采訪中了解到，該校已決定根據不同省市或區(qū)域的經濟發(fā)展狀況及其人才需求形勢和特點等，科學合理地制訂招生計劃，早日實現(xiàn)“以銷定產”。
參加考研的人越來越多。許多畢業(yè)生試圖通過考研擺脫“大眾化”為就業(yè)帶來的陰影，過去高考“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慘烈景象又開始在考研中重現(xiàn)。武漢大學文學院今年的研究生招生計劃與去年持平，100人，但去年300人報名，今年報名人數猛增到700人。今年，武漢大學創(chuàng)下了中國高校研究生考試報名總人數第一。
在武漢大學的就業(yè)網站上，今年到蘇州一家私營企業(yè)應聘的校友發(fā)起了牢騷。他告訴正在求職的同學們，當初他是帶著“參與研發(fā)”的夢想去的，但現(xiàn)在卻發(fā)現(xiàn)，當地只有1%的企業(yè)真正具備所謂的“自主研發(fā)能力”，他整天干的只是沒有什么創(chuàng)造性的技工的活兒，還要無休止的加班，他的最后一句牢騷是“有本事別到這種地方來”。
在市場上獲得了選擇的自由，同時也就失去了計劃分配的保障。自己為自己干活，就要自己為自己負責。即使是發(fā)牢騷，發(fā)的也是自己的牢騷。無怨無悔。
結語：在對20年來大學生就業(yè)趨向的歷史回眸中，昔日有些縹緲的“精英意識”和今日面對現(xiàn)實的“大眾思維”，是在我們腦海中刻下最深印記的兩個字眼，因為它們都透著誰也無法抹掉的時代的氣息，并一起構成歷史的滄桑變遷。
不同的時代氣息給人或輕或重、或神圣或平淡的體味，但“大學生”和“人才”這兩個字眼與社會發(fā)展、國家進步與民族復興的不可割裂的內在關聯(lián)，是不會隨著時光的推移而被忽略的。我們有幸處在一個追求飛速發(fā)展、追求新的復興機遇的新時代，我們堅信新的時代必將會賦予年輕的才俊們更多更好的發(fā)展機遇，我們堅信新的時代會從年輕才俊們身上獲得更大、更令人欣喜的發(fā)現(xiàn)。
(來源：中國青年報、記者：黃勇、從玉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