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盛夏,我乘列車從北京出發(fā),經烏蘭巴托、莫斯科和華沙,最終到達柏林,來到了我朝思暮想的地方——哲人和詩人之鄉(xiāng)。
我自1979年始,先后在武漢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學習文學、美學和哲學。受當時改革開放的時代氛圍的影響,我很向往西方,非常注重西方哲學和文化的學習。我專注于研究德國現(xiàn)代哲學,特別醉心于研讀存在主義哲學大師海德格爾的著作。那時我就希望能有朝一日到德國學習哲學。
但當我最初來到德國時,感覺復雜。與相對落后的中國不同,德國到處都是高速公路、高樓大廈和各種現(xiàn)代化的設施。同時,中德交流相當有限,一般的德國民眾對于中國知之甚少。在大街上,人們經常把我誤認為東亞其他國家的人。
我進入德國的大學后,作為哲學博士候選人,跟隨海德格爾的弟子專門研究海德格爾哲學。海德格爾是一個另類的天才,他除了探討整個西方哲學史之外,還研究了中國的道家和禪宗思想。不可否認,道家和禪宗給予海德格爾思想以特別的靈感。盡管有如此偉大的大師對于中國的智慧充滿興趣,但德國大學的哲學系很少有關于中國哲學的課程,只有漢學系才有相關的研究。甚至在其圖書館的編目中,中國哲學不是納入哲學類,而被納入東方學內。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覺得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大學學生會的幫助下,我開設了一個漢語班和一個老子《道德經》的研討班。兩個班人數(shù)最多的時候有30人,一時傳為美談。其中一位女同學后來專門到北京學習中國文學和藝術,成為中國文化的愛好者。
1997年,我以研究海德格爾的論文順利通過答辯,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不久,這本以德語寫成的論文正式出版,后來又翻譯成漢語問世。在畢業(yè)的時候,我的德國導師建議我回國后應重點轉向研究中國的傳統(tǒng)思想。這給我極大的啟示。
1998年我回到了祖國。當我到達北京和武漢的時候,發(fā)現(xiàn)祖國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德之間的差距明顯縮小。經濟高速發(fā)展,文化百花齊放。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中國文化開始走向世界?鬃訉W院如雨后春筍,它不僅傳播中國的語言,而且傳播中國的思想和智慧。
回國多年來,我研究的重心已由德國哲學轉向中國思想。數(shù)年來,我潛心撰寫一部論中國智慧的著作。我試圖激活中國傳統(tǒng)思想的內在生命力。
2007年,我隨中國人大青年代表團訪問歐洲,并重返了我學習和生活近7年的地方。我強烈地感到,中國已經在和世界同行。在與對方的對話中,我強調了中歐的相互學習。中國應了解西方,西方也應了解中國,其中當然包括中國的智慧。
今年是新中國誕生60年,也是我進入大學30年。60年是中華民族振興和中國智慧復興的歷程;30年是我學習、漫游和沉思的道路。為此,我寫下了幾行人生感言:
身心雙修,
動靜結合。
敬天愛人,
學道立言。(彭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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