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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謝九

　　中國的消費革命如果能夠被喚醒，帶來的將不僅是幾家世界級的中國企業(yè)，或許是中國經濟的下一個黃金30年�；蛟S這是全球經濟的一縷曙光。

　　國內三季度的GDP增速“破10”之后，國務院迅速啟動了4萬億元的擴大內需計劃，確保非常時期的經濟增長。在“出手要快，出拳要重”的要求下，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開始圍繞4萬億元高速運轉。

　　4萬億元計劃的指向非常清晰，一可以保住GDP，二可以保住就業(yè)，其重大意義毋庸置疑。不過略感遺憾的是，4萬億元的內需計劃多為投資需求，而不是消費需求，在具體的10項措施中，僅有一項提到了“提高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其余多為大型基礎設施建設等，依然是以投資拉動經濟。

　　中國經濟的脆弱處，正在于投資過多而消費過少，投資驅動經濟增長的模式不可以持續(xù)，這已經被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所證實。之所以難以維持，簡單而言就是邊際效益遞減，假如第一年投入100元可以產出50元，第二年可能需要投入120元才能維持50元的產出，第三年則需要投入150元，而投資的規(guī)模終究會有一個上限，這個上限意味著增長的盡頭。在上世紀90年代，我國的投資率(投資占GDP的比重)保持在35%～40%的水平，進入20世紀之后，投資率上升到40%多，幾乎是全球最高的投資率。美國歷史上最高的投資率沒有超過20%，日本最高投資率也僅為32%，而我國超過40%的投資率，幾乎意味著增長的極限。

　　投資和消費就是蹺蹺板的兩端，投資過高必然擠占消費水平，大量的投資帶來過剩的產品，而消費者的需求能力并不能將之有效消化，最終的出路要么是積壓過剩，要么是銷往國外。在中國經濟以勞動力的廉價優(yōu)勢參與國際分工時，這一模式還可以運轉自如，一旦海外市場大幅萎縮，矛盾便會迸發(fā)出來，這就是今天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困境。

　　10年前亞洲金融危機爆發(fā)時，中國經濟以積極的財政政策予以應對，通過大規(guī)模的政府投資來抵御外部風險，成功渡過了危機。不過，并不能因此認為10年前的政策可以套用在今天。因為10年前受損的只是亞洲小國，而歐美經濟還完好無損，在龐大海外市場的保證下，中國的投資驅動模式繼續(xù)運轉了10年，也保證了中國經濟渡過了黃金10年。正是因為過去10年的時光太過美好，使得中國經濟不圖思變，投資率繼續(xù)高歌猛進，逼近50%。

　　今天的情況和10年前迥然不同，遭受危機的不僅有周邊小國，還有歐美乃至全球經濟。整個海外市場都已經大幅萎縮，而且，短期之內看不到向好的跡象。尤其是美國，雖然不至于一蹶不振，但是距離其巔峰時代已經越來越遙遠，從虛擬經濟到實體經濟，從華爾街到底特律，美國的困境將遠遠超過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對中國而言，在今后相當長時間內，都不應該再對歐美市場抱有過高的期望。所以，4萬億元的內需計劃，如果僅僅作為兩年內的短期過渡，是一個很好的應急方案，如果作為下一個10年的制度安排，則大有商榷處。如果還是以大規(guī)模的投資作為主旋律，失去了海外市場的支撐，最終一定是產品積壓、產能過剩，投資效率低下導致企業(yè)和銀行出現(xiàn)大量壞賬，下一次金融危機也就此開始萌芽。

　　減少投資規(guī)�；蛟S會在短期對GDP形成一定負面影響，但其實消費驅動的GDP是更有質量的增長，同時也能讓更多人分享經濟發(fā)展的成果。至于GDP下滑帶來的就業(yè)壓力，其實正是中國經濟轉型所需要面對的問題。我國投資驅動型的經濟以制造業(yè)為主，而服務業(yè)一直較為落后，從一個發(fā)展中國家過渡到發(fā)達國家，服務業(yè)的發(fā)展壯大是必經之路。在吸納就業(yè)能力上，資本密集型的制造業(yè)遠遠落后于服務業(yè)。同時，從提高國民收入增長水平來看，服務業(yè)的能力也遠遠強于制造業(yè)。

　　任何一個發(fā)展中國家，早期以投資驅動是正常的路徑選擇，并沒有太多可以指責的地方。對于大多數(shù)國民而言，他們也都傾向于多儲蓄而不是多消費，這并不僅僅是政府的行政選擇，也是中國居民的儲蓄習慣，為中國經濟的投資驅動模式提供了足夠的空間。過去的30年是投資唱主角，大規(guī)模的投資拉動了中國經濟，同時也擠占了人們的消費需求。而下一個30年，在海外市場萎縮的背景下，投資的規(guī)模應該慢慢降低，中國經濟應該更多展示出消費的力量。

　　投資驅動和消費驅動的兩個極端代表是中國和美國，在中國人愛好儲蓄的傳統(tǒng)下，中國經濟將投資率推到將近50%的高度，消費率被大幅壓縮。而美國正好相反，消費貢獻了2/3的GDP，美國人不僅不儲蓄，而且大量進行信用消費。這兩種模式分別帶來的麻煩就是，中國經濟面臨增長瓶頸，美國帶來了次貸危機。

　　中間道路或許是最佳選擇，正如上世紀60年代之后的日本。日本經濟在經歷戰(zhàn)后的恢復發(fā)展之后，在上世紀50年代末期進入瓶頸，有效需求不足，產品大量積壓。1960年底，日本政府推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計劃用10年時間讓國民收入實現(xiàn)翻番，希望富裕起來的國民能夠以消費來拉動日本經濟增長。日本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使得國民收入和GDP增長緊密掛鉤，最終只用了7年就實現(xiàn)了國民收入翻番的目標。在隨后的幾十年，日本國民的收入增長速度進一步加快，收入超過GDP的增長，國民生活得到極大改善，富裕起來的日本人也帶動了日本國內的消費革命和一次又一次消費升級，彩電、空調、汽車等消費品成為大多數(shù)普通日本人的消費選擇，日本經濟的黃金年代也從此起飛。直到上世紀80年代，“日本制造”充斥美國市場，日本在1985年被迫簽訂了日元大幅升值的“廣場協(xié)議”，日本經濟從此低迷至今。

　　日本經濟在1970年實現(xiàn)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之后，人均GDP超過2000美元，帶來了日本國內的消費革命。美國人均GDP在1951年突破2000美元之后，個人消費也開始成為經濟增長的引擎。如果以人均GDP達到2000美元作為一個分界線，我國人均GDP在2006年達到16084人民幣元，首次突破了2000美元。

　　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已經開始被我國借鑒，比如廣東省在2008年提出了5年內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其實，國民收入倍增只是一個形式和外殼，具體如何實施可以有很多種選擇，其實質在于讓更多普通百姓分享經濟發(fā)展的成果，并且敢于消費——不僅僅是生產者，同時也是消費者。按照國家統(tǒng)計局的數(shù)據(jù)，我國城鎮(zhèn)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年收入從2000年的6280元增長至2006年的11759元，6年時間已經接近翻番，速度甚至快于當年的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但居民消費水平依然偏低。原因在于，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雖然不慢，但絕對數(shù)仍然不高，尤其是和社會物價水平相比。同時，加之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收入不高的普通百姓自然不敢放手消費。與此同時，農民收入增速緩慢，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國家的整體消費水平。同樣是從2000年到2006年，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從2253元增長到3587元，增長速度僅為59%，和城鎮(zhèn)居民收入幾近翻番相比相去甚遠。

　　2008年10月份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對農村土地改革做出突破，允許農民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fā)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guī)模經營，用意在于讓農民實現(xiàn)更多的收入，同時也能夠加入消費大軍。2008年11月20日，財政部和商務部宣布啟動第二輪“家電下鄉(xiāng)”，將第一輪的試點擴大到14個省市，對于農民購買指定家電，予以13%的價格補貼。這些都是培育農村消費市場、鼓勵農民消費的良好舉措。

　　如果說將近9億農民是中國最大的消費市場，但農村市場的啟動非一日之功，從短期看，消費的主力軍還是需要依靠城市居民。最近有市場傳言稱，國家發(fā)改委正在起草一份文件，旨在擴大居民收入，全面刺激國內消費，內容包括提高居民工資收入、大幅度提高個稅起征點、建立對低收入階層補貼的長效保障機制、提高住房貨幣補貼的標準等等。

　　如果傳言屬實，這幾乎就是一個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中國版，如果考慮到中國是一個13億人的市場，這場消費革命的能量和40年前的日本將不可同日而語。日本的消費革命為他們帶來了電子和汽車領域的世界級企業(yè)，以及日本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消費革命如果能夠被喚醒，帶來的將不僅是幾家世界級的中國企業(yè)，或許是中國經濟的下一個黃金30年，或許是全球經濟的一縷曙光。

　　(摘自《三聯(lián)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