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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救下崔英杰的命仍然有遺憾

　　口述人：夏霖

　　身份：律師

　　決定作辯護

　　殺死城管李志強的小販崔英杰，是我“救下”的第九條人命。

　　我接手這個案子，是《南方周末》記者牽的線。他們采訪后，覺得這個小伙子可憐，想幫幫他，就找到我做辯護律師。我聽了以后就不假思索地答應了。

　　崔英杰是河北保定人。得到他正式委托后，我到了他的老家、他事發(fā)前的工作單位進行了兩個多月的調(diào)查。他當過兵，退役后沒有被安排工作，也沒有任何失業(yè)保障和救濟。他先在老家干活，后來又來到北京謀生。他在一個KTV當保安，兼職賣烤腸。

　　我在調(diào)查取證后，去過他工作的地方。事發(fā)前他在KTV當保安，照顧幫助過另一名保安。那名保安說，崔英杰生活最艱難的時候，靠著賒購小賣店的方便面過活。

　　改了罪名

　　城管來查抄小販的攤子，視小攤為全部生計的崔英杰拿起一把一塊錢買的小刀，朝李志強扎去。那么短的小刀，平時只用來切烤腸，沒有多大威力。但他捅的那一刀，剛好刺中李志強頸動脈，造成大出血，李志強因此身亡。

　　我想說，崔英杰確實不該。不過，對于他這個故意傷害罪的辯護，我還是準備了很長時間。

　　開庭前的第5天，我接到法院的電話，說檢察院起訴的罪名改了，不是故意傷害，而是故意殺人，還加上妨害公務。這兩個罪名，足以要了崔英杰的命。我一連給法院發(fā)了幾個函，要求證明城管是政府機關(guān)，要求證明他們的執(zhí)法是合理合法的。

　　在沒有接手這個案子之前，我對城管執(zhí)法一無所知。在調(diào)查取證后，我發(fā)現(xiàn)，原來他們連執(zhí)法的主體資格都沒有，也沒有行政撥款。一個單位，如果法律和政府都沒有賦予你執(zhí)法權(quán)力的話，那么你的執(zhí)法就有問題。

　　審這個案子，在北京市一中院最大的法庭，就是審判成克杰的那個法庭。當時來了好幾十家媒體，有報紙、雜志，還有幾個電視臺的……我也很有壓力，心里挺緊張，沒怎么往旁聽席上看。

　　你注意到?jīng)]有，我的辯護詞，到后來都帶有一種感情色彩：

　　“販夫走卒、引車賣漿，是古已有之的正當職業(yè)。我的當事人沒有偷盜沒有搶劫，沒有以傷害他人的方式生存。我在法庭上莊嚴地向各位發(fā)問，當一個人賴以謀生的飯碗被打碎，被逼上走投無路的絕境，將心比心，你們會不會比我的當事人更加冷靜和忍耐？”

　　可以說，按照我以前的習慣和風格，不是這樣的，我的辯護一般是冷靜的。

　　我有遺憾

　　當事人的命是保住了，但是我卻有些遺憾。

　　按照刑法，故意殺人罪和故意傷害罪的性質(zhì)大不相同，如果是故意殺人罪，就適用死刑。等于這個判決是比較迂回的吧。而且，檢察院起訴崔英杰妨害公務，這一點在判決中沒有體現(xiàn)。最后他的罪名中并沒有妨害公務，也沒有因此獲刑。

　　崔英杰聽到判決結(jié)果后，堅決要求上訴。他的意思是，他不愿意背負殺人犯的名聲過下半輩子。我們律師和他的家屬商量，權(quán)衡上訴的利弊。

　　崔英杰在看守所對我說，他覺得自己不是故意殺李志強的，他只是想搶回他的新三輪車，沒想到下手過重對方就死了，他心里不是故意的。后來他父親給他寫了親筆信，勸他不上訴，并托我交給他看，于是他最終放棄了上訴。

　　從我內(nèi)心來說，作為一名律師，我當然希望上訴。但是我們認為，越是在這種時候，司法的公正、公平和獨立性，才能更好地彰顯出來。

　　不過，縱向比較來說，崔英杰比起那些在嚴打中因偷盜幾千元被判刑的人幸運得多。

　　嚴打與死刑復核權(quán)大事記

　　□1983年

　　第一次全國范圍的嚴打開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guān)于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等4項法律，把故意傷害、流氓、強奸等罪行的法定最高刑上升至死刑。

　　□1996年

　　第二次嚴打開始�！�1997年

　　修訂后的刑法規(guī)定，死刑復核權(quán)由最高院行使；同時規(guī)定，注射式死亡成為執(zhí)行死刑的一種方式。

　　9月，最高院通知說，死刑復核權(quán)仍然授權(quán)給各省高院行使。

　　□2000年12月第三次嚴打開始。□2005年

　　最高院新增3個死刑復核庭。

　　□2006年

　　7月開始，法院對所有死刑案件的二審實行開庭審理。

　　□2007年

　　1月1日開始，死刑復核權(quán)收歸最高院。(本專題與新浪網(wǎng)合作 記者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