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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權(quán)力核心后,他三十年一直是個“沉默老人”
8月20日,中共前領(lǐng)導人華國鋒歸寂道山。
這位曾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國務(wù)院總理,集黨政軍大權(quán)于一身的中國前最高領(lǐng)導人,對于上世紀7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來說,對他的記憶,也僅僅是當年流行的宣傳畫上那個慈祥的“英明領(lǐng)袖”;而對于70年代以后的人來說,除了從教科書上“四人幫”和“兩個凡是”兩個關(guān)鍵詞附近還能見到他的名字以外,他的行跡幾乎蕩然無存。
離開權(quán)力核心30年來,華國鋒一直是個“沉默老人”,未發(fā)表過任何一本回憶錄甚至只言片語的文章或談話,即使是在出席中共黨代會場合被海外媒體追問時,也只是講幾句不著邊際的話。
他刻意與歷史絕緣。
從“父母官”到“接班人”
來自山西交城,帶有濃重鄉(xiāng)音的華國鋒,1938年投身抗日,任中共交城、陽曲縣委書記兼縣武裝大隊政委。1949年隨人民解放軍南下到達湖南省后,時年29歲的他,被任命為湖南省湘陰縣解放后的第一任縣委書記。此后,他在湖南一干就是27年。
1952年,年僅31歲的華國鋒任湖南湘潭縣委書記,毛澤東的家鄉(xiāng)韶山曾隸屬湘潭。毛澤東之所以能從無數(shù)的省、地級干部中注意到華國鋒這個黨內(nèi)的后輩,與他這一任職有很大的關(guān)系。1955年秋天,華國鋒在長沙見到了毛澤東,衣著樸素、面相忠厚的華國鋒給毛澤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同年10月,毛澤東破例請華國鋒列席中共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會議,年逾60的毛澤東對34歲的華國鋒說:“你是我的父母官!”1969年,華國鋒在中共九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中共九大是“文革”混亂中一次重要的會議。說重要,是因為這次會議填補了接班人的空缺:林彪以毛澤東接班人的身份昭示世人。
對于毛澤東等領(lǐng)導人來說,選擇黨的事業(yè)接班人,一直是關(guān)乎后繼有人的大事。從1945年中共七大直至“文革”前夕,劉少奇一直以毛澤東的接班人身份出現(xiàn)。“文革”爆發(fā)后,這位接班人卻成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quán)派”而遭迫害。而林彪這位毛澤東的“親密戰(zhàn)友”作為接班人,不但毛澤東心安,全國黨員都心安。華國鋒作為新晉中央委員,自然擁護中央的決定。不過,他做夢也沒有想到,數(shù)年后,他會成為新的接班人。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機毀人亡,實際上宣布了毛澤東發(fā)起“文革”的失敗,接班人問題成為他更為焦慮的頭等大事。而此時,與毛澤東一起走過的黨內(nèi)元老大多被迫遠離權(quán)力中心,毛澤東的目光只能轉(zhuǎn)向黨內(nèi)“新貴”。盡管樸素、忠厚的華國鋒給毛澤東印象深刻,但從資歷而言,他卻并沒有進入毛澤東的視野。
毛澤東曾一度打算以“造反司令”王洪文為接班人,但他很快發(fā)現(xiàn),王洪文除了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結(jié)成“四人幫”外,別無長處。于是,他把目光轉(zhuǎn)向了華國鋒:1973年8月,提拔時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的華國鋒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顯露出培養(yǎng)華國鋒為接班人的端倪,華國鋒開始步入中共領(lǐng)導層。
不過,華國鋒相對缺乏參與抗日戰(zhàn)爭及解放戰(zhàn)爭等經(jīng)歷,及高層的政治閱歷,無法與黨內(nèi)元老相比,其地位并不穩(wěn)固。毛澤東自然明白這一點,他重新啟用鄧小平,繼續(xù)重用華國鋒。1975年,華國鋒出任國務(wù)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
鄧小平復出后,進行整頓,否定“文革”,自然為毛澤東不容,鄧小平再一次被打倒。時勢造英雄,華國鋒成為當然的接班人。1975年10月15日,華國鋒代表中共中央、國務(wù)院作報告,開始逐步接替病重的國務(wù)院總理周恩來的工作。
1976年1月周恩來去世后,華國鋒開始任代總理。1976年4月7日,毛澤東提議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再一次明確華國鋒的接班人地位。而毛澤東在1976年9月去世前,曾給他寫下“你辦事,我放心”的批示,華國鋒便以毛澤東的繼承人身份,在毛澤東追悼會致悼詞。在當年10月“四人幫”被拘捕前,華國鋒已是中共黨內(nèi)最高負責人。
華國鋒走上權(quán)力最高峰,至今公布的史料也無法破解到底是偶然還是必然,因而始終是學者饒有興味的話題。
在毛澤東時代,1949年以后27年的歷史,“強人政治”是中國的政治模式。毛逝世前后,“強人政治”基本上陷入真空,“常人政治”時代未雨綢繆。因此,中國政壇上出現(xiàn)三股勢力,一是江青等人,也就是被稱之為“四人幫”的人,他們以毛澤東的衣缽繼承者自居,是“文化大革命”的積極支持者,也是無產(chǎn)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學說的追隨者;二是元老派,他們大多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是“文革”的抵制者;三是華國鋒、吳德、紀登奎等政治“新貴”。
從年齡上來說,“新貴”算是毛澤東的下一代人,對毛澤東很崇拜,很忠誠;他們基本上是“文革”的受益者,對“文革”沒有抵觸情緒,但與江青等人則不同;鶎庸ぷ鞯慕(jīng)驗使他們有務(wù)實的一面,“革命”也“抓”,“生產(chǎn)”也“促”,但均不大走極端。這樣,他們就與江青等人拉開了距離,而與元老派則有了感情的親近。
病中的毛澤東,對這種局面大約也了如指掌,因而作出了意味深長的安排:選定華國鋒為接班人,并在副主席前加上“第一”兩個字以強調(diào),削弱江青等人的權(quán)力;逼迫鄧小平離開政壇,但“保留黨籍,以觀后效”,不徹底打倒。或許,他希冀三股勢力能平安相處,國家也能處于平安的狀態(tài)。由此說來,能同時調(diào)和兩派的華國鋒,登上歷史舞臺實屬必然。
“過渡式領(lǐng)袖”
毛澤東逝世后,華國鋒接手了三股勢力并存的權(quán)力架構(gòu)。在元老派依然靠邊站的情況下,華國鋒遭到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的挑戰(zhàn)。此時的華國鋒,表現(xiàn)了驚人的沉著。他把目光轉(zhuǎn)向元老派,謀求支持。
1976年9月10日下午,即毛澤東逝世第二天,他與李先念密談,指“四人幫”正在猖狂活動,陰謀篡黨奪權(quán)的野心急不可待,并請李先念與老帥葉劍英等人“交流看法、溝通思想”,謀求對策。至1976年10月6日,華國鋒在葉劍英、李先念等人支持協(xié)助下采取行動,由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中央警衛(wèi)局黨委第一書記汪東興出面逮捕“四人幫”成員及其支持者,終于正式結(jié)束為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隨后,華國鋒接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國務(wù)院總理,集黨政軍大權(quán)于一身,成為中國的最高領(lǐng)導人。
華國鋒粉碎“四人幫”的舉動,深得民心、黨心,元老派對其刮目相看。那些日子里,在各種各樣的公開場所,老帥葉劍英以保駕護航的身份,挺立在華國鋒身后。而受毛時代對個人崇拜的狂熱的影響,華國鋒也自覺或不自覺接受全黨和全國人民近乎瘋狂的個人崇拜。他的標準像掛滿神州,《我們的華政委》《交城的山交城的水》等頌歌響徹云霄,一個新的造神運動把他推到了神壇之上。
狂熱過后怎么辦?華國鋒非常明白,他接手的國家已是風雨飄搖面臨崩潰的危局。在這種危局面前,這位既擁護“文革”又有務(wù)實精神的“英明領(lǐng)袖”,意識到只有經(jīng)濟搞上去,才能扭轉(zhuǎn)危局。他提出“抓綱治國”的口號,雖沒有擺脫“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理論體系,但他把重點已放在后面的“治國”上是確實無疑的。他提出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的目標,描繪出一系列經(jīng)濟發(fā)展的宏偉藍圖。但是,這種勾畫,仍然秉承的是毛澤東晚年的模式,不少經(jīng)濟指標不切實際,大規(guī)模地進口外國設(shè)備更是不顧國力,以至于被后來的史學家們稱之為“洋躍進”。
從政治走向上來看,華國鋒更不可能擺脫毛時代的模式與影響。相反,出于對毛澤東的忠誠,出于對自己權(quán)位的保護,他提出了“兩個凡是”的治國理念:“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并繼續(xù)高舉“無產(chǎn)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理論”的旗幟。顯然,這種選擇不能解決中國當時急待解決的問題,因而違背了時代的需要。
“兩個凡是”遭到鄧小平等中共黨內(nèi)改革派的批判,認為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并引發(fā)全國性的真理標準大討論。鄧小平在討論中占主動地位,并最后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方針贏得支持。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恢復撤職前的一切黨政軍職務(wù)(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wù)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1978年11月至1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及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兩個凡是”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實事求是”。這次會議,標志著中國正式開啟“改革開放年代”。
華國鋒注定是一位“過渡式的領(lǐng)袖”,他的退位是歷史的必然。
1980年9月,華國鋒被免去國務(wù)院總理職務(wù),在當年12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華國鋒提出辭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職務(wù)的要求獲得批準。至此,華國鋒正式離開權(quán)力核心,但直至2002年10月的中共十六大前,他都是中央委員。
“華國鋒是個好人”
盡管遠離政治三十年,但華國鋒遽然謝世,依然引起人們的唏噓。唏噓的原因并非是這名80多歲的老人曾為中共做出了多大的貢獻,而是無論在高層,還是在民間,他都有著很好的口碑。原副總理、老資格的領(lǐng)導人谷牧在一篇回憶文章說:“華國鋒是個好人。”這句話代表了許多人的看法。
“好人”的含義有多種,但從政治意義上講,最為人們所公認的一點,就是作風民主!拔母铩苯Y(jié)束以后,黨內(nèi)恢復了一些民主生活的生氣,政治空氣畢竟沒有“文革”之中那樣恐怖可怕,這是事情的一方面。從另一方面來講,華國鋒的克制、寬容態(tài)度亦即民主作風也不可忽視。
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出臺后,輿論以“兩個凡是”為主宰。但是,胡耀邦和《光明日報》《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經(jīng)過醞釀,聯(lián)合推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與之唱對臺戲。即使有人聲言此文是“砍旗”時,華國鋒也并未因此阻止。他甚至對人說,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要搞清楚,從團結(jié)的愿望出發(fā),達到團結(jié)。
即使戴上“英明領(lǐng)袖”的光環(huán)站在政壇最頂峰時,華國鋒仍認為黨內(nèi)分歧引發(fā)了不同觀點的斗爭,他強調(diào)要從團結(jié)的愿望出發(fā);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他認為是個理論問題,要搞清楚。
胡耀邦的長子胡德平回憶這段往事時披露了一個細節(jié):在開啟中國改革的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華國鋒定下的調(diào)子就是讓大家講話,他說:我是下了決心叫大家講話,既然把大家請來了,就要讓大家講話,集思廣益。后來,他還為自己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要求停止對個人崇拜的種種宣傳。
離開權(quán)力核心后,他三十年一直是個“沉默老人”。他的民主作風,他的忠厚,博得了人們的稱譽。
有論者云:華國鋒是毛澤東時代的最后一個政治音符。他離開中國政治舞臺的三十年,中國上空回蕩的是強勁的改革旋律;伴隨著他的謝世,毛時代的政治旋律在休止符中消聲。 (徐慶全)
(作者為《炎黃春秋》執(zhí)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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