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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國人民萬眾一心抗震救災的同時，一些黑手卻伸向災區(qū)、伸向救災款物。如何有效地打擊違法犯罪，切實維護災區(qū)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和救災工作正常開展？
受訪人：劉仁文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
采訪人：本報記者 李曙明
話題一：最大威脅來自趁火打劫
記者(下稱“記”)：從地震發(fā)生到社會從無序回歸有序，需要一段時間。這段時間，往往是犯罪分子犯罪的“黃金時期”，因為某些環(huán)節(jié)的暫時無序，給違法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機。
劉仁文(下稱“劉”)：通過媒體報道，我也注意到災區(qū)一些令人不安的苗頭。比如，一些盜竊分子冒充志愿者到災區(qū)行竊，還有人販子潛入災區(qū)拐賣嬰兒。犯罪分子的加入，給當地社會穩(wěn)定帶來不小挑戰(zhàn)，增加了抗震救災工作的難度。
從目前情況看，對災區(qū)社會治安構成的最大威脅來自趁火打劫者。地震使很多人無家可歸，不得不居住在帳篷里，甚至露宿在大街上，不少公共設施、機關單位、銀行商店和居民樓房人去樓空，成為無人看管的治安盲點。因此，當務之急是要盡快將警力布置到街面上，進行治安巡邏，不給犯罪分子提供可乘之機，以確保災區(qū)群眾的生命和財產安全。
記：除了趁火打劫，在災區(qū)，在抗震救災工作中，還有哪些犯罪可能發(fā)生？
劉：救災工作千頭萬緒，每一項工作、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可能滋生犯罪。比如，故意散布虛假、恐怖災情信息，嚴重影響人心穩(wěn)定的行為；制造、銷售假冒偽劣商品，有毒有害食品、假藥、劣藥，嚴重危害災區(qū)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行為；為牟取暴利而哄抬物價、非法經營的行為；以募捐救災名義進行的詐騙行為；在抗震救災、恢復重建過程中可能發(fā)生的貪污、挪用救災、募捐款物犯罪，濫用職權、玩忽職守犯罪等。
從現實看，某些犯罪，已不僅僅是“可能”的問題，而是事實。
話題二：關于“詐騙”
記：社會各界都在奉獻愛心，也有人打著捐款的旗號騙錢。如何認定這些人的行為？
劉：如果有人打著募捐的旗號騙錢據為己有，構成詐騙罪沒有問題，認定起來比較簡單。但有些情形，要復雜一些。
記：能舉個例子嗎？
劉：比如個人募捐。我看過一個報道，說一個人以個人名義募捐，募集了100萬元。警方接到舉報查封了他的賬號，后來又解封了。從查封到解封，應該是警方查實了他募捐來的錢確實是用于災區(qū)，而不是據為己有的結果。
記：我的理解：這樣一個非常時期，該把最大限度多募集錢放在首位。誰來募集重要嗎？
劉：按照我們國家的法律，募集者需要具備合法的主體資格。和個人募捐相比，目前活躍在募捐活動中的，更多的是非政府組織(NGO)，但其中不少并沒有合法資格。因為按照規(guī)定，要成立一個合法的NGO需要過兩道門檻，一是要找一個掛靠單位，需要該單位批準，然后再報民政部門批準，缺一而不能注冊，這就造成事實上很多NGO處于非法的狀態(tài)。
記：也就是說，他們并不具備募集善款的資格？
劉：是的。但抗震救災中NGO所發(fā)揮的作用，需要我們重新審視它。如何更好地發(fā)揮他們的積極作用，或許是我們必須認真研究的問題。
記：還有一種情形：有人以受災人的名義博得同情進而騙取錢財。這種情形，是否也按詐騙罪追究？
劉：這又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有刑法學家認為，這種行為完全符合詐騙罪的犯罪構成。但我還是猶豫。一個可類比的例子是，過去我們經常在地鐵里遇到這種“騙子”，但從來沒有當做犯罪來處理過。
記：地鐵里的“騙子”未被追究，是不是和詐騙數額不好認定有關？
劉：有這方面的因素。這類行為，很少一次騙一大筆錢，多是積少成多。這次行騙，你抓到他了，詐騙了多少錢一目了然，但如果這次詐騙數額不夠起刑點，和之前詐騙數額累積，就比較難，因為不知道前次詐騙了多少。
記：這是不是說，如果有人以受災群眾的名義騙錢，一次性達到起刑點，還是可以以詐騙罪追究？
劉：我前面說過“猶豫”，是因為這種情形確實在過去就存在，但刑法學界長期對此失語，實務部門也很少真正當回事。我們說數額不好認定，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你覺得他確實需要打擊，總可以治安處罰吧，但警方誰主動去管過？當然，在特定時期，這類騙子的社會危害性會更大，對公眾的傷害也會更大，因此我不排除對極少數性質惡劣者給予定罪的論證思路。但我仍然想指出，這類行為和那種以募捐為名行詐騙之實的行為還是有很大的區(qū)別的，對于后者，受騙人因相信行騙人會將募捐所得轉交災區(qū)，而他卻非法占為己有，其詐騙犯罪的特征非常明顯；但前者似乎更多地帶有道德上的瑕疵色彩，對此要不要一律入罪，值得懷疑。這與行為人用一個假項鏈去騙取對方錢財的性質也是不同的，因為在假項鏈交換中被害人是抱著某種利益訴求的目的，他被騙的確實是他的“財產性利益”，而前述情形下被騙的只是被害人的善心和同情心。
話題三：關于“謠言”
記：汶川地震發(fā)生當天，網上就有北京當晚要發(fā)生多大震級地震的傳聞；最近，成都市水資源被污染的說法不脛而走，后也證實是謠言。您如何看待謠言中的法律問題？
劉：在這樣一個非常時期，謠言對社會穩(wěn)定的破壞尤甚。如果可以查明誰是有意造謠，當然需要嚴懲。但這里有兩個難題。
記：您所說的“難題”是指什么？
劉：一個是：如何界定謠言？另一個是：哪些屬于惡意傳播，哪些屬于人性中的互相關愛？
地震發(fā)生當天，我在外地。晚上正和朋友喝茶，手機收到一條短信：晚上北京有地震，請老師多保重。我甚至不知道這短信是誰發(fā)的，但我看了以后還是有點感動，馬上給北京家里打了一個電話，確認家人是否平安。
記：按照您的說法，認定謠言似乎很難。
劉：我之所以強調認定謠言難，是想說明，當有意造謠還是互相關愛難以認定的時候，應作對行為人有利的理解。但這決不意味著謠言不存在。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規(guī)定，散布謠言，謊報險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擾亂公共秩序的，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500元以下罰款；情節(jié)較輕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罰款。此外，某些嚴重的造謠傳謠甚至還可構成犯罪。2001年美國“9·１1事件”后，我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刑法修正案(三)，規(guī)定了編造和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2003年的非典期間，“兩高”又通過司法解釋，將該罪擴大到編造和故意傳播與突發(fā)傳染病疫情等災害有關的恐怖信息。
記：那么，在地震等自然災害中編造、傳播謠言，是否可以用這個罪名追究？還是需要“兩高”再出臺相應的司法解釋？
劉：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有人從罪刑法定原則出發(fā)，反對直接引用該罪名。我個人傾向于認為可以，法律解釋有主觀解釋和客觀解釋，從追尋立法者原意的主觀解釋來看，顯然上述司法解釋是作了擴大解釋，更不用說我們現在再擴大到地震等謠言。但從字面可以包含的內容也就是所謂的客觀解釋來看，這種解釋并無明顯不妥，因為立法條文中就有“等恐怖信息”的字眼，這個“等”字就可以做文章，突發(fā)傳染病疫情也好，地震也好，關鍵是該信息能否達到“恐怖”的程度。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如遇確實有必要動用刑法武器來打擊的此類犯罪行為，并不需要“兩高”再出臺新的司法解釋，重要的是在個案的裁判中，法官通過說理和推理，使社會上的一般人對裁判的結果不感到驚訝和出乎意外。
話題四：關于“寬嚴相濟”
記：那么，在現在這樣一個特殊時期，您怎樣理解寬嚴相濟的舉措呢？
劉：與和平時期相比，現在這個時期適用法律會有一些不同之處。這種不同集中體現在，對法律適用的社會效果，提出更高要求。要實現這更高的要求，就需要更好地貫徹寬嚴相濟。
對于盜竊、搶劫等治安犯罪，對于挪用貪污救災款物等犯罪，要在法律規(guī)定的限度內從嚴懲處。因為在這樣一個特殊時期，手段、強度相當的犯罪行為，社會危害性比平時要大得多。只有嚴厲打擊犯罪，才能夠保障災區(qū)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維護受災百姓的利益。
記：這是“嚴”的方面，“寬”的方面呢？
劉：“寬”的方面更值得做文章，比如，對受災群眾因某種原因實施的犯罪行為要區(qū)別對待，如出于饑餓而盜竊食品的，應盡可能采取刑罰之外的教育和警告措施；對受災群眾可能實施的哄搶救災物資、攔截救災車輛、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應以積極疏導、化解矛盾為要旨，只懲處確有必要處理的首要分子，對多數則采取教育批評和分化瓦解的手段。
記：我看到一篇報道，說外地一個勞教所，把一批災區(qū)的勞教人員提前釋放了，讓他們回家參與救災。有人認為這是一種“特赦”。您如何評價這種做法？
劉：“特赦”的說法肯定不妥，因為根據現行憲法，特赦要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特赦令要由國家主席來發(fā)布。但從效果上看，這么做和特赦確有相同之處，只不過不用這個名字而已。這使我想到，對災區(qū)部分犯罪嫌疑人和勞改人員、勞教人員，如果暫時釋放沒有現實危險，與其花大量的時間精力來看管和押送他們，莫不如采取一些變通的措施，如取保候審等，給他們一個戴罪立功的機會。
為避免誤解，我要強調一下：這種做法，只對放出去沒有現實危險的輕刑犯適用。對重刑犯，不能這么做，但可采取其他一些人道措施，如給他們與家人聯系提供必要的方便。
記：特殊時期，司法機關辦案是否需要作出相應調整？
劉：鑒于維護社會穩(wěn)定和抗震救災的任務繁重，對那些在災前發(fā)生的尚未偵辦、起訴和審結的刑事案件，可根據《突發(fā)事件應對法》第十三條的規(guī)定，適用時效中止，依法作出調整，放寬辦案時間，以騰出寶貴的司法資源處理其他急迫事項，包括參與抗震救災、重建辦公用房和依法處置抗震救災期間發(fā)生的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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