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持進一步開放的心態(tài),為公民表達自由提供制度性保障,相信大多數國民的判斷能力和行為選擇,是一個政府體現其自信的方式之一
這里說的“讓人講話”,是指讓人把話講出去,使世人知道——當然,也包括使地位較高的官員知道,使決策者知道。
憲法第三十五條賦予公民的權利包括這一項;中共中央《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決定》中提出需要(有待)形成的四個機制中“訴求表達”機制,講的也是這一點。
完全不讓人講話,以言治罪的現象早已遠去了——我們曾經有過這樣一個時代,F在,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但是公民表達自己的思想、信仰、情懷、感受、見解、主張、批評、建議的權利仍缺乏制度性的保障和細致的規(guī)制。而要使社會和諧,使民主政制完善,讓人講話,讓人的表達能通過媒介而使世人知曉,是關鍵的一步。
表達自由,應是一個人與生俱來的、不可讓渡、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新聞自由、藝術表現自由等。表達自由中第一是要讓人講話。憲法中“言論自由”的設立,并不因真理有時只在少數人手中,恰恰是允許某種程度上的“胡說八道”。法律基本上是允許什么都是可以說的(限制只在嚴格意義上的幾種特定情況:宣揚戰(zhàn)爭、暴力、教唆犯罪,侵犯他人隱私和尊嚴、會對公共安全造成“明顯而即刻”的危害,且必須由法律明文規(guī)定),但卻不是什么都能做——法律對行動的限制遠比對言論的限制要多。
因為法治的理念認為獲取信息也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且相信對有一般智力的成年人而言,什么都聽到遠比只聽一種或有限幾種聲音,利大于弊。
讓人把話講出來,使世人知曉,在今天,就不只是直接的口對他人耳和傳統(tǒng)意義上的借助紙筆,還有更多的媒介可被利用——印刷品、出版物、廣播、電視,以及網絡和手機短信——技術的發(fā)展,計算機、打印機、復印機的普及,已使得個人行為與在過去需要專門設備、專門技術、專門機構的印刷、出版之間的界線漸漸模糊;互聯(lián)網和手機短信正使人人都可能成為“公民報道者”,動搖了過去由新聞單位獨攬新聞采訪和發(fā)布的特有地位。
在這種情況下,持進一步開放的心態(tài),為公民表達自由提供制度性保障,相信大多數國民的判斷能力,是一個政府體現其自信的方式之一。
表達自由中的言論自由,核心在于議論國是,監(jiān)督權力、揭露腐敗、建言獻策,都是公民的不可剝奪的權利。法治社會中公民的座右銘正是對現行法律“嚴格地遵守,積極地批評”——唯有遵守,社會才有秩序,唯有批評,制度才能改新。
我們目前的決策、立法和規(guī)制設立,如有問題,要么是部分處弱勢的人群的聲音不能通達決策層;要么是倉促決策、立法,不能充分辯駁爭論,發(fā)現和展現問題,以致在后來執(zhí)行中出現始料不及的后果,有些甚至造成不可逆轉的損失。
與表達自由相關的訴求表達機制的建立,在今天尤為重要。社會轉型中,人們正分化為利益、主張、偏好各不相同的人群,社會存在著諸多的矛盾,甚至是嚴重的利益沖突。要協(xié)調利益,調處矛盾,化解沖突,首先要使人的訴求表達有制度化的保障能使公眾、官員和決策層知曉。
居上位者憂心得不到真實信息,而居下位者利益訴求的郁積又醞釀著群體性的不滿和社會不安定。良好的訴求表達機制,正具有疏導情緒,呈現問題,為利益、主張不同的各方提供全面了解,甚至是理解對方的機會,進而可能通過談判、協(xié)商等方式解決問題,最終穩(wěn)定社會的積極作用。特別是在很多時候,政府實際上并非是利益和意見爭執(zhí)的一方,這時,政府應拋棄舊有的“凡有訴求即不安定”的成見,居中調停,兼顧各方利益,化解社會沖突。
公民直接或者是通過媒介的表達自由,是民主政治本質的要求。它有助于公眾參與決策,監(jiān)督權力。我們應積極穩(wěn)妥地推進這方面的制度建設,以逐步落實中國共產黨十七大報告中所說的“從各個層次、各個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
公民對國家和社會的各種問題的充分的、自由的發(fā)表意見,不但是國家政治文明程度的表現,也是一個社會多元、包容、大度的標志。(李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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