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以打民工維權官司而聞名的重慶律師周立太，在自己的博客上發(fā)表《又有一群“狗日”的跑了》后，隨即引發(fā)激烈爭議。一些網(wǎng)友質(zhì)疑民工過河拆橋，惡意拖欠律師費，挨罵活該。也有一些網(wǎng)友從民工的弱勢地位出發(fā)，認為拖欠甚至拒付律師費情有可原。
僅從這篇博文中提到的信息看，在事實判斷上其實不存在爭議。周立太雖然聲稱“幫助民工打官司”，但他并未聲稱自己的“幫助”是無償法律援助。其實，正因周立太在民工維權訴訟中使用風險代理，才有那么多民工身無分文，也能找周立太打官司。也因這一收費方式必須在勝訴并獲賠之后才能確定、進而拿到律師費，當民工領取欠薪或賠償之后一走了之，周立太收回律師費的可能性事實上已很小。聲稱自己是“律師”而非“雷鋒”的周立太，在遭遇了無數(shù)次的“民工逃費”事件后，一怒之下大罵違約的民工不難理解。
有人說，“為窮人說話的很多，為窮人做事的很少。”不少律師既不為民工說話，也不為民工做事；少數(shù)律師為民工說話，但卻又不為民工做事。周立太卻是對民工辱罵很多，也為民工做事很多的律師。有不少人揮舞著道德大棒對周立太高聲呵斥，認為他辱罵違約民工有違其“民工律師”的身份，更有人稱周立太以“為民工維權”聞名，在受益于民工的同時，也應對民工有感恩之心。然而，如果周立太被淹沒在道德口水中，而對“為民工維權”心灰意冷，難道就是好事一件嗎？
是的，律師很多，不缺周立太一個。但“民工律師”的稱號之所以加在周立太身上，也折射出民工在尋求法律幫助上的現(xiàn)實困境。特別是在深圳、重慶這樣一些法律服務市場比較成熟的城市，如果民工維權有利可圖，自然會有大批律師爭搶這個市場。事實上，并沒有太多律師肯接民工維權的業(yè)務，也因此，周立太對民工的風險收費才會比較高。但是，周立太為眾多民工所選擇，是典型的市場行為，他對此并無任何的強制，自然不應受到來自道德層面的譴責。
現(xiàn)實的解決路徑倒是，在行政層面，如何加強勞動執(zhí)法，最大限度減少企業(yè)惡意欠薪，并促使企業(yè)認真履行工傷賠償責任。如果行政執(zhí)法到位，司法層面的勞資糾紛就會大量減少。而對確有必要訴諸司法的民工維權案件，國家也設置有法律援助制度。據(jù)統(tǒng)計，2006年，全國共辦理法律援助案件318514件，其中有125290名農(nóng)民工受益于訴訟法律援助服務。(8月25日《法制日報)這一數(shù)字與大量急需法律幫助的民工相比，還有較大差距。
司法的設置本來就是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而不是每一起勞資糾紛都必須采用的解決方式。于法律援助之外的律師服務，還是得尊重法律服務的市場規(guī)律，強求律師在民工面前都來做“雷鋒”，結(jié)果只能是擾亂市場。但于司法層面，法院在依法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的同時，也應合理運用懲罰性賠償，應對不良企業(yè)主的惡意欠薪。
針對企業(yè)的懲罰性賠償，一則可約束并預防企業(yè)的惡意違法，二來又能緩解民工與律師之間的緊張關系，使民工和律師都能在企業(yè)的賠償中有所受益。有了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的這些努力，樂于為民工打官司的律師才會日益增多，將自己飽嘗的欠薪之苦轉(zhuǎn)嫁到律師身上的民工，才會越來越少，像周立太者也才不會憤而罵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