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種日本憂患意識
日本的憂患意識大致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是來自生存環(huán)境的憂患意識。即通常所說的“國土狹小、環(huán)境惡劣、資源匱乏、災害橫行”等。這種憂患意識在日本無所不在。例如,日本總是舉國炒作能源緊張的話題,不少高收入的人卻在一滴水、一度電上精打細算。今年夏天酷熱,于是有人為了節(jié)電倡議空調(diào)不要低于28度,結(jié)果走到哪里都是28度,有的地方干脆將降溫的按鍵用膠紙貼住,不讓人動。其實日本幾乎從來不停電,用電也無限制。日本這種憂患意識不僅是客觀國情的“加工型”反映,而且是日本人認識、約束自我的思維方式的展現(xiàn),是日本國民意識及價值觀的基石。日本許多為人敬重的優(yōu)點及令人厭惡的缺點都是以此為基礎的。
第二種是來自社會壓力的憂患意識。例如日本國立社會保障和人口問題研究所日前公布的“日本將來人口推測”報告顯示,到2055年,日本人口將減少至8993萬人,其中老齡人口將達到40%, 是目前的2倍。對于倚重人力優(yōu)勢的日本,這種壓力的沉重與深刻是可想而知的。
再如周邊各國對日本所構(gòu)成的外在壓力:朝鮮的“核武”、韓國的“反日”,俄國的“四島”,中國的“崛起”,都使日本難以安眠。而美國駐軍日本已60年,別人似乎已經(jīng)習以為常,但在政治、軍事、外交等方面承受的綜合壓力,只有日本人自己感受最深。也可以說,在日本面對的所有外來壓力中,美國駐軍是造成悲情最嚴重且最應予以改變的,但它對于今天的日本又是帶來利益最多并最難改變的一項。處于這樣壓力下的日本人,與雖不夠發(fā)達,但國際地位一直穩(wěn)步上升的中國人相比,憂患意識有很大不同。
第三種是來自文化傳統(tǒng)的憂患意識。日本在長期的歷史發(fā)展中,大量吸收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結(jié)合自身的國情形成特有的文化傳統(tǒng)。例如孔子“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孟子“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的教誨等,似乎就是針對日本而言,使日本人受益極多,非常推崇。這種文化理念與上述客觀依據(jù)相契合,使日本的憂患意識不僅具有應對災難等臨時性事件的功能,而且逐漸成為日本民族獨有的性格特征;它不僅具有現(xiàn)實性品格,而且具有很強的理論性品格,因此具有一定的獨立性與穩(wěn)定性,即使在環(huán)境好轉(zhuǎn)時也不會輕易丟棄。與許多雖有現(xiàn)實壓力但無文化傳統(tǒng)熏陶、“聽天由命”的民族,或雖有文化背景但少現(xiàn)實壓力、“坐吃山空”的民族是難以比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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