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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么寫下去，那我就成金庸了！

　　許戈輝：您在這些年，在不斷地重新去解讀去看待一些我們原本認為是這樣那樣的一些概念，一些道理，是嗎？是由于這種重新認識讓您產(chǎn)生了現(xiàn)在我所能看到的，能體會的這些變化是嗎？你覺得自己在這些年里，有過什么坎兒嗎？有個自我的一個蛻變嗎？

　　劉震云：最大的蛻變的話，就是原來的話，就是我會重視別人的一些看法，就肯定好多人會說這個人他走的路是對的，還是不對的。就包括像劉震云，像戈輝都走得對和不對，過去我是在意的。我現(xiàn)在一個特別大的改變的話，我是不在意的，因為的話，就是我所有的這個寫作的過程中間，基本上是在指責和這個非議中過來的，就是這個指責和非議的話，也引起我的思考。就像當初在寫《一地雞毛》的時候，寫出來的話，所有的人都覺得這個小說寫得太差了，因為它不像小說，這是一個特別大的一個哲學問題。

　　劉震云：小說的話，它是要有結(jié)構(gòu)要有人物，起承轉(zhuǎn)合，但是《一地雞毛》沒有。《一地雞毛》就是這個小玲家就是她的豆腐的一個流水帳。就是都覺得這不像一個小說，但是不要緊，一年之后他們又說的話，給我扣了一個帽子，叫新寫實的帽子。到寫《溫顧1942》的時候，因為《溫顧1942》一個特別大的特點，是把好多互補相干的事集中在一起，它們不是好多事情是有邏輯的嘛，是把毫無邏輯的事聚集在一起，它產(chǎn)生了另外特別荒誕。荒誕的一個邏輯，這個寫出來大家又覺得這個還不如那個《一地雞毛》呢。因為這叫簡報，他太偷懶，這種叫作品嗎？到了那個《故鄉(xiāng)棉花花朵》的時候，因為是200萬字嘛，所有人都說的話，全世界看這書的不會超過十個，看懂的不會超過三個，它到了《手機》包括像劉躍進，他們又覺得我投降了影視，僅僅是因為它們兩個被改成了電影。

　　真不能聽他們的。因為這個對于這個，他們的標準要求是什么，我最后是明白了，他們要求你呢，必須像另外一個人，這個人他們好有價值判斷，作家是個什么樣的，作品是個什么樣子的，那么你的作品像，它就好，不像就很麻煩。因為當你自己出現(xiàn)一種模式的時候，你寫完《一地雞毛》的時候，特別喜歡你寫一地鴨毛，接著一地鵝毛，一地狗毛，一地兔毛這么下來。你要是照著這樣寫的話，可以不可以？也可以，確實來講，如果這么些下去，那我就成金庸了。

　　劉震云：就不是一個作家了，作家的話，我覺得跟其他行業(yè)最大的不同，別人講跟一個鐵匠和廚子最大的不同，鐵匠要求下一頭鍋跟上一口鍋做得要一樣，標準化可能賣出去，廚子也是，今天的魚香肉絲跟昨天一樣，明天跟今天一樣。但一個作者的話，就是下一步作品要跟上一部作品不一樣，一樣它就失去了，就是你寫它的意義。

　　許戈輝：所以剛才你的那個話里邊的意思就是，金庸根本不能算一個作家？

　　劉震云：不是，我不是說他不算一個作家，就是他不算的話，有深入持久思考能力，能夠不斷地提供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就是不同看法的一個作家。因為他從相同的生活里看到的全是相同的。就是他的下一步小說會跟上一部小說的話是一樣的，跟情形喜劇沒有什么太大的區(qū)別，當然我覺得那種小說的話，也是一種小說，我對這種小說也非常地尊重，我只是說它們兩個之間是有區(qū)別的。

　　《我叫劉躍進》這個事上我不能冒充是制片人

　　許戈輝：你剛才說，別人怎么說，大可不必去聽，但是你最近又給人留下了垢病的一個把柄，就是不光是當做作家了，還投資拍電影，當制片人。人說劉震云好端端的作家不老老實實地當，不踏踏實實去寫，這個電影還當起了制片人，這不叫不務(wù)正業(yè)嗎？

　　劉震云：這個事呢，也是特別地擰吧。

　　許戈輝：是別人擰吧，還是您自己在擰吧？

　　劉震云：不是，這個事本身是很擰吧的，第一的話我不是制片人，第二的話，就是我的小說改成電影的話，并不是因為的話，就是我參與了影視，所以的話就是我的作品被改編成了電影，是因為這個事之前有一個人，這個人是我的朋友，然后的話，就他在從事影視，這個人可能是導(dǎo)演，然后他把小說的話，改成了電影，我在中間起的作用的話，非常簡單，就是接一個電話，在導(dǎo)演看了這個小說，說我想把它改成電影行嗎？我說行，就這么簡單。另外的話，就是我知道的話，就是小說跟電影的話，完全不同的動物，你會寫小說的話，你是搞不了影視的，影視是另外一門，也是特別需要深入持久思考能力的一門學問，而這個工作基本上都是我朋友完成的，我沒做什么，具體到《我叫劉躍進》的話，說我是制片人的話，特別不準確，因為我沒到現(xiàn)場去過。

　　許戈輝：那你到底是不是呢？

　　劉震云：他里面有一個擰吧的事是什么？就原來的話，《我叫劉躍進》的話，是準備用高清拍，這是導(dǎo)演的設(shè)想，因為導(dǎo)演是馬力溫導(dǎo)演，也是特別有想法的導(dǎo)演，也是一個特別不同的導(dǎo)演，所以他會有很多想法，一開始他想用高清拍，用高清可以用多機位，同時的話，就是它又沒用像那個膠片，這種素材的這種片比。所以像高清做出來的一個預(yù)算，但是的話，在臨開拍之前的話，就是導(dǎo)演的想法變了，他說他要用膠片，接著又改變了，說要用寬銀幕。那這樣的話，就是跟高清比的話，就是它會產(chǎn)生非常多的，在制作過程中的費用這一項的話，就是膠片。用膠片拍和高清拍的話，對光的要求，對機械設(shè)備的要求，包括搖臂那種什么的，都特別地不一樣。

　　許戈輝：你看你還說不是制片人呢，我看你現(xiàn)在說的詞都是專業(yè)的詞了，我覺得你的參與已經(jīng)是很深入了。

　　劉震云：我在現(xiàn)場見過而已，接著還有一個后期的問題，因為高清在電腦上全部都能做完了，但是的話，你用膠片的話，由整個的這種洗印，包括整個洗印剪輯出現(xiàn)很多問題，這個時候制片方的話，本來是高清的預(yù)算，現(xiàn)在改成寬銀幕，超支了怎么辦，它肯定是會超支的，我是不愿意讓一個事情它只要啟動了，讓它停下來，我覺得它帶來的挫敗和沮喪感要超過這個事本身，這是一點。另外一點的話，我覺得從朋友的角度，我特別尊重朋友的想法，如果這個朋友他是一個改變，而且這是一個很大的事，這種改變的話，他肯定是深思熟慮的，這個改變的意義，可能是我所沒有體會到的，在這種情況下，我肯定是支持朋友的，這個時候我是舉手的，我說萬一超支了，用我的稿費幫你砸就完了。而且他不算拍攝成本。

　　許戈輝：結(jié)果超支了沒有？

　　劉震云：肯定超支了。

　　許戈輝：所以你這本書就白寫了，都搭進去了。

　　劉震云：不是，是電影，電影的稿費。

　　許戈輝：電影的稿費。

　　劉震云：對。

　　許戈輝：就等于他是來買你這個版權(quán)？

　　劉震云：版權(quán)的嘛，最后我發(fā)現(xiàn)導(dǎo)演是對的，確實用寬銀幕拍劉躍進的故事，出來的沖擊力，肯定比高清的話要大得多得多。這樣的話，就是大家好像說我是制片人，其實不是的，就是這么簡單，就是沒有讓一個事情停下來而已。

　　許戈輝：那你干嘛又那么不愿意別人叫你制片人呢，就算是制片人又怎么樣呢？

　　劉震云：我沒有說這個我不愿意。

　　許戈輝：那干嘛要澄清這一點？

　　劉震云：我澄清的話，是為了說明在這個事情上，它本來是個什么樣子，因為我不是，所以我不能說我是，我不覺得制片人是一個多少不好的一個稱呼，或者它是一個不好的一個職業(yè)，我覺得制片人的話，真正當好一個制片人也是非常了得的。它需要的不光是一個投錢的問題，他對整個的電影市場，包括中國的，包括好萊塢的，要深入透徹地研究，具體到一個作品也得有深入持久地研究，然后他才能決定往里邊投錢還是不投錢。而是講我要覺得我的哪一篇小說特別適合改成電影，將來沒人投錢，如果那個時候天上掉餡餅，我自己有錢的話，我愿意當制片人，沒有問題的。而是僅僅是《我叫劉躍進》這個事上的話，我不能冒充是制片人。

　　幽默是河南的土特產(chǎn)

　　許戈輝：好像不止一次地提到過河南人的那種幽默感，而您又有一種很深的河南情結(jié)。

　　劉震云：幽默是河南的土特產(chǎn)，如果我還有點幽默的話，是它產(chǎn)生的土特產(chǎn)之一。因為河南人說話就是跟其他地方，就是他在表述的方式上，跟其他地方人的話，是兩種動物。說話的態(tài)度，比如說證明這個地方人對世界的態(tài)度，我仔細也思考過這個問題，河南人不正經(jīng)說話。我曾經(jīng)舉過一個例子，比如講他們見面都特別家常的話，他們都是以這種調(diào)侃和風趣的方式出現(xiàn)的，而不是以正常的表述，這種陳述句、是肯定句、否定句，yesnot，在河南話里yesnot是非常少的，全是模棱兩可的，全是陰陽怪氣的，全是繞的。

　　許戈輝：那比如說咱倆，您是河南人，我是一個北京人，咱倆見了面，您用你河南人的方式，我來應(yīng)對，咱們倆應(yīng)該怎么對話，我聽一句。

　　劉震云：比如講的話，一人到另外一人家里去，然后人家禮貌上問你吃了嗎？要北京人的話，要不吃了，要不是沒吃。那河南人不這么答，兩種答法，一種的話，您先吃，另外一種答法呢，我不急。他這么說話并非要吃你們家飯，而是他的表述方式就是這么陰陽怪氣，或者是一種很風趣的。然后一個人到我們家里來，就我的表述方式的話，首先見你的話，不會那么問的，就是說又吃過來的，又是不抽煙，又是不喝酒，這個話放到北京人他沒法兒再接下去。但是河南人他能接下去。吃過昨天的了，不抽差煙了，不喝孬酒，孬酒的話就是比較次的酒。前一段還出了一個笑話，我覺得說河南人說得挺準確的，一河南人跟一北京人見面了，不是老說河南人騙人嘛，說河南騙子。北京人呢，也是特別京腔有些油腔滑調(diào)嘛，那個諞是言字旁搭個扁字，也是諞嘛，說北京諞子。兩人見面了，北京人的話就是說，到北京啊，找我沒什么事辦不了的。

　　劉震云：河南人說，喲，大哥你得能辦啥事？北京人，殺人找我，北京都能給你擺平，說那需要點什么？很簡單，錢，這說到世界上一個特別根本的問題上了，說殺一人得多少錢，200萬。河南人說大哥，麻煩你一小事，不殺人，給你2000萬。你不要200萬，給你2000萬嘛，把你爹的照片往天安門城樓掛兩天怎么樣，北京人傻了，搭不下去了。這就是北京人。但你要換著河南人，能搭上去。

　　許戈輝：河南人怎么說？

　　劉震云：河南人，那可不行，你現(xiàn)在天安門城樓上掛照片那是俺舅，河南人會這么答法。但北京人的話，他們有時候比較說這個，就是河南跟其他地方的人的區(qū)別，我覺得的話，首先是語言表述是非常不一樣的，我要思考我這個問題，為什么要這樣？最后我就發(fā)現(xiàn)了，原因很簡單，這河南這個地方沿著黃河而居，是兵家必爭之地，災(zāi)難僻壤，經(jīng)歷的苦難太多了，用沉重對待苦難，這種直接的抗爭是非常脆弱的，yesnot都是非常脆弱的，他們用一種曲折的方式，用一種這個陰陽怪氣的方式，包括用一種幽默的方式，來對待一個堅韌如鐵的這種災(zāi)難，效果就產(chǎn)生了。

　　劉震云：當初1942的話，包括那個小剛的話，說要把他拍成電影，當時我們兩個進行過，1942好多的這種探討。

　　許戈輝：長時間的探討？

　　劉震云：這探討最后就發(fā)現(xiàn)一個問題，1942是一個災(zāi)難，但是你要把災(zāi)難拍成災(zāi)難的話，其實你是不用拍的，因為有一個電影叫《辛特勒的名單》，但是它獨特的東西，面對災(zāi)難的時候，他出來的是一種幽默，幽默的背后是一條憂傷的河流，我覺得這個比較反映這個民族的特性，中國人只要人一多，在一起都是笑語歡聲的，在飯桌上說那么多的黃色笑話，但是你發(fā)現(xiàn)一個中國人在街頭走的時候，一個民工蹲在街頭的時候，他眉宇之間是有一絲憂傷的，我覺得這是飽經(jīng)苦難的后代，一個在眉宇之間的一種記憶。

　　1942年的話，就是這個餓死30萬人在逃荒路上，他們對待死的態(tài)度，你是想不到的。你以為他很憤怒，或者很悲傷，但是他們臨死之前，給世界留下了最后一絲幽默。一人死了，臨時之前他想的不是妻離子散和生死離別，他想起了兩天前死去的老李，老李跟他是好朋友，他說老李兩天前就死了，我比他多活兩天，我值了。這一個人就走著走著，他餓死了嘛，咣當就倒了。就在餓殍遍野的時候，人吃人不是個新鮮和不道德的事，后來那人拔下褲子就釓肉，沒肉了，釓著骨頭了，他就醒了。一轉(zhuǎn)頭說大哥我還行，那人端詳了一下，你不行了，他想想自己真不行了，咣當就死了。我覺得這是一個精髓，這個精髓是這個電影，區(qū)別于別的電影的，一個特別核心的東西，也是這個民族區(qū)別別的民族特別核心的東西。

　　劉震云：幽默的話，有很多種，我覺得能達到這個層次的話，幽默不是說當面說笑話，一笑這叫幽默，而是在這個笑話它背后藏著一個不同的見識，而在這個不同的見識上，兩個人交會了，在心里邊笑了，出現(xiàn)會心一笑，我覺得這個是區(qū)別于現(xiàn)實中，河南人的一個挺關(guān)鍵的地方，也是要沿著河南人的道路繼續(xù)往前走幾步的一個作者應(yīng)該做的事情。

　　世界上就兩種人一種是羊一種是狼

　　許戈輝：有人說你是這個陰陽怪氣，有人說是可能像黃河式的，九曲十八彎在那繞啊繞啊。給我的感覺，我覺得可以用這個書里邊，說這個羊吃狼的故事，來描述一下劉老師現(xiàn)在給我們的感覺，就是有一點讓人琢磨不清，您到底是那個披著羊皮的狼呢，還是那個披著狼皮的羊呢，你覺得自己是哪個？

　　劉震云：都是，不單我是，世界上任何人也都是。因為世界上就兩種人嘛，一種是羊一種是狼，這不是我的話，80年前魯迅先生就說過，一個是吃人的，一個是被吃的，這個沒什么。這個不是真理是常識，但你接著發(fā)現(xiàn)了，世界上確實所有的狼都在裝羊。八國首腦會議上，你看一看，特別地和藹，文質(zhì)彬彬，但是世界上所有的，這有一詞的話，叫披著羊皮的狼，還有世界上所有的羊呢，偶爾都在裝狼。更麻煩的是有時候這個在蛻變的過程中，它沒完全進化了。就是一半是狼一半是羊，他有的時候在生活中把臉露錯了，出現(xiàn)的效果特別地喜劇。而這在我們周圍時常是可以發(fā)現(xiàn)的。但是的話，就是在這一點上的話，我也同意這個辯證唯物論的一種說法，毛主席也說過，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每天發(fā)生的故事都是狼在吃羊，但是的話，從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來講，羊是能吃狼的。

　　劉震云：不對，羊是吃不了狼的，一個是食草動物，一個是肉食動物，但是羊的吐沫是可以把狼給淹死的，我覺得這個可能是，《我叫劉躍進》里面，是一個角度，就好像胖和瘦，偶然和必然有趣和沒趣，幽默和不幽默是一個角度是一樣的。

　　許戈輝：所以我覺得最牛的應(yīng)該是，它本身是羊，而且它也沒披狼皮，它千方百計地告訴人家我是羊，我是羊啊，但是所有的人都對它敬而遠之，覺得它是狼，這種人是最牛的。

　　劉震云：這種人也存在，但肯定我們現(xiàn)場是不存在的。羊和狼的理論，就像有趣和沒趣的話，它只是一個角度，而這個所有的角度的話，都未必是準確的，那就在狼和羊之間的話，肯定也有極大的一個灰色地帶，當你行走在這個灰色地帶里的時候，有時候你更麻煩的事，你不知道該是一個狼的世界，還是該是一個羊的世界，就這個憂郁的話，魯迅先生曾經(jīng)在他的作品里，甚是憂郁。就比如一鐵屋子，你是該喚醒他們呢，還是讓他們徹底地悶死，我覺得這個思考的話，我覺得還透穿了一些時光的隧道，也是我們應(yīng)該，有時候在作品里思考一下，其實在日常生活中的話，我覺得我可能是一個羊了，你的生活的背景板是什么，你比如背景板是社會，那我肯定是個羊，而且是個很卑微的羊，因為一個書生，手無縛雞之力，世界上沒有任何人跟我，我跟人家是有交換什么事情的資本的，沒有。無非的話，就是有時候我就想，我從來不覺得的話，就是一個作者，包括一個導(dǎo)演，包括一個演員，也包括一個主持人，當然也包括一個政治家，包括世界上所有的人，他所從事的行業(yè)，有那么重要嗎？有那么裝狼嗎？無非是在這個行業(yè)里邊，你是不是作出了一些不同的事情，就是一個作者你是不是寫出了幾本不同的書，而他不同的書有人在看，接著還有人會心一笑，我覺得就罷了。

　　孔子身邊沒有朋友

　　劉震云：古今中外有好多人物的話，他們生前呢，如果背景板換成社會，或者其他的話，名聲那么地顯赫，但是很快幾十年之后，所有人都不知道了，但有的人的話，確實像孔子來講的話，如果身后的背景板是社會的話，他一輩子其實生活的是很凄涼的，他的所有的想法，周游列國都是要告訴別人，你看我說得在理不在理，就這么簡單，所有人說的都不在理。但是孔子知道自己說的，還是在理的吧，所以他把他在理告訴了他自己的徒弟，徒弟的話稍微給他整理了出來，出來一本書叫《論語》。那你說孔子的話是個偉大的人物，他肯定是個偉大的任務(wù)，但是他身邊，或者生前確實是沒有朋友。還有就是寫作這個行業(yè)來講，我覺得跟其他行業(yè)還有一個很大的區(qū)別，它最后的話，就是跟孔子的命運沒有任何區(qū)別，都是以失敗為告終的。

　　劉震云：其他行業(yè)的話，你比如講像那個體育比賽的話，有些行業(yè)它是以勝者出來為結(jié)束的，像球類比賽，像籃球，像排球、乒乓球，總要出來一個冠軍嘛，但寫作那個行業(yè)的話，就是有點像跳高跳遠，你什么時候跳不過去了，這個事情就結(jié)束了。

　　下一等的成績，跳過去那個成績，前一次跳過去那個成績就算你的最好的成績了。比如說寫東西的話，就是遇到不同的人，找到了，覺得找到了，劉躍進是你找到的人，其實你真正寫出來之后的話，你會發(fā)現(xiàn)還不是，好像還得找，好像心里話還沒說出來，是朋友又不是朋友，再去找朋友。也可能找到呢，他又不是，他一輩子就這么一個尋找的過程，惟一有自信的呢，覺得的是，你知道這個人，在哪個方向，在哪兒待著，你惟一不知道的，通過什么路徑能夠找到它，你寫的每一個作品的話，都是這個路徑的一部分，不知道最后能不能找到他。所以每個人都說這個話的話，我覺得都是一個特別應(yīng)酬和俗的話，說下一步作品是最好的。他可能都是覺得下一部作品能找到這個知心的朋友，但能不能找到，這個是另外一回事。

　　許戈輝：我覺得就把你這個話，就作為咱們這個節(jié)目的結(jié)尾吧。就挺悠長的感覺。

　　劉震云：真正的好的談話，我也碰到過，就是你比如講兩人談，有的是可能是在這種訪談的節(jié)目中，有個攝像機，有的沒有，平常兩個人在一塊商量件事，會冷場，不知該說什么，這個狀態(tài)是個非常麻煩的狀態(tài)，當你還想找話題說的時候，這個談話其實已經(jīng)失敗過了，你還想努力挽救失敗，那這個失敗的話，它失敗過了，你是挽救不過來的。

　　但有時候談話也是像那個去變臉一樣，它突然碰到了一個，大家談著談著談著，你說到變量之后的話，好多年他該想你，戈輝也不知怎么樣了，如果全談完了，他可能就也不會說這些話了。就是說他還覺得好像還沒談好，好像這個跟其他的人吧，又沒得談，所以這個孔子說的話是對的，趨變量也是對的，就碰到朋友也是對的，寫作的話呢就是，漸漸地話，就是他你對它會有依賴，我覺得這是一個狀態(tài)的話，它可能會病態(tài)，但這個病態(tài)的話，有時候它會給你帶來很大的益處，就其實它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

　　劉震云：就好象戈輝你漸漸地會對，也是像這種東西有一種依賴，就好象比如說我跑步，我跑步，對跑步就有一種依賴，你像今天不跑的話，就覺得整天特別萎靡，跑了就像抽了大煙一樣。所以你對寫作也有一種依賴，你心里有好多這種排解不開的東西，那它這個作品中的人物，有一個什么大的好處吧，你隨叫隨到，劉躍進，說聊會兒，聊會兒就聊會兒。脾氣特別好，披著羊皮的狼，他就來了，你就接著就可以再聊，再聊再聊再聊，不斷地聊得深入，最后就剛才你說的，聊完了嗎？

　　說差不多，那就寫到這吧。所以下次你也能碰到一個朋友，所以他們好多說寫作的話，我特別不同意好多作者就說，寫作是個艱苦的事情，什么比起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什么天將降大任與斯人，我覺得那都太夸張了，其實寫作應(yīng)該是特別愉快的事情，就好象打籃球，這人打籃球是一種特別愉快，如果他跟上刑場式的，我覺得可以去干另外一種差事。

　　許戈輝：但是如果寫作愉快的話得有幾個前提吧，第一你沒有那個稿約，時間限制在壓著你，有很多作者他是要在這個一定的時間內(nèi)交稿，這個東西變成一個任務(wù)，他就不愉悅了。另外就是你這個像你說的人物隨叫隨到，而且他很聽話，你想他往哪兒走他就能往哪兒走，這就很愉悅。

　　劉震云：不，他就是隨叫隨到能做到，說往哪兒走，那你擺不過他，他一個人物真正走起來的話，特別有自己的主張，也特別地謅，但這種謅是很有趣味的。你讓他說這句話，他說這句話絕對是，這不是我說的話，他會說另外一句話，所以有時候作品，他有自己的一種命運，而且它的趣味感都在于什么呢？一切都不是你事先設(shè)計的，你設(shè)計的總會他自己走出來一個另外的道路，而這個道路的話，本身它是有趣味的，比你原來想的，它更有出人意料的地方。

　　真正作品出來后馬上會有自己的命運

　　許戈輝：那你一年大概有多長時間在寫作，也沒有規(guī)定？

　　劉震云：沒有固定，因為寫作的時間，其實它并不重要，是在它之前就你可能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其實你都可能處在一種寫作的狀態(tài)，無非是一開始極致的不同的這種世界觀和方法論，對這部作品來講，你是什么時候產(chǎn)生的？你只要產(chǎn)生了的話，接著你跟這個人相遇，他會有自己的主張，他會走自己比你想的更有趣的道路，因為你賦予他了一個靈魂，所以有好多作者，說跟上帝的職業(yè)有點相近，我覺得是有道理的，你把這個催化劑加到人物的腦子里，人會按照自己的道路在走，走得一定比你有趣，作品的話不是有兩個，一個是情一個趣，你首先對這個作品要有感情，你對劉躍進要有感情，這是很重要的，另外有趣，另外的話，就是他走出來的道路一定比你設(shè)定的要感人。九曲回腸，而且的話，他表現(xiàn)的每一個反應(yīng)，也比你說的話更生動，就是說更有意味，我就是不但是里面作品這個主人公的話，就是他有自己的命運，其次的話，真正一個作品寫出來之后，他馬上會有自己的命運。

　　許戈輝：你說的自己的命運，不是說你賦予他的。

　　劉震云：共同生活，因為它已經(jīng)走到生活中了，你看《一地雞毛》它就有自己的命運，所有人在指責這孩子，這孩子真不爭氣，有你這樣的嗎，但轉(zhuǎn)眼他變成了一個三好生了，他自己有些不習慣，而且別人又把他弄了個小紅花說，全般要向《一地雞毛》學習，然后再寫一地鴨毛，一地。

　　它有自己的命運。另外你像1942它也有自己的命運，特別地坎坷和曲折，就是走到像1942年么地艱難，有的你也是沒想到，它突然就大家都說好，像劉躍進的話，我寫完的話，我沒想到他，就是這個書它的影響會像現(xiàn)在這個樣子，我覺得的話，他出來的話，會有人接受，但是我沒想到會有這么多人的接受，而且這回我想明白了，他不單是書的原因，它是個特別綜合的原因。綜合的原因就出來，因為像《手機》出來的話，它當時排行榜的話，就是只挺了一個禮拜，因為全國每年要出20萬種圖書，能挺一個禮拜算是不錯的。

　　像劉躍進他從上個月的月初，11月的月初上市，這到現(xiàn)在快兩個月了，一直是排行排在榜首，這是你原來怎么想你都想不到的這是個好事還是個壞事呢？但是這本書寫得好嗎？也未必。它會是有時候，是一個風云際會的一個綜合的因素，有的可能是好的因素，還有的是壞的因素，它促成了一個作品會有自己的命運。

　　當人說這個書不好的時候，你要清醒，當人說這個書好的時候，你也清醒，因為你知道這本書的話，當初你寫作的時候，到底發(fā)現(xiàn)了多少不同的東西。另外的話深入持久的思考能力，到底你在這本書里面用了多少，每次寫完書的話，回頭再翻，都覺得想得還不是特別地到位。就包括一個話的用法，想得都不是，一個細節(jié)的用法，都不是特別地到位，一個名字的提法，都不是特別地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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