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瘋狂·審慎
2月23日,我的采訪任務是到匯豐銀行的門口,去拍攝那些排隊交表的人龍。這一天,是中文網站Tom.com截至交表的日子,30萬香港人到匯豐銀行總部及9家分行排隊交表,擠得鞋都掉了,結果香港警方要緊急實施交通管制。Tom.com最終獲得1500倍超額認購,創(chuàng)下了香港的歷史紀錄。3月1日,Tom.com在香港創(chuàng)業(yè)板上市,當天股價比招股價上升了5倍。
這是瘋狂的日子,我身邊的人,包括我自己都成了股民大軍的一分子。并購合并,幾分錢的股票可以在幾個星期里上升幾倍。3月,特區(qū)政府向電訊盈科批出了數碼港項目,并且表示會建設電子貿易港,發(fā)展網絡科技,表明了政府要推動香港高科技發(fā)展的決心,同時也把科網股的熱潮推上高峰。3月底,港股上升到18398點的歷史高位,所有人都覺得,香港已經從亞洲金融風暴里面走了出來。5月底,美國納斯達克7只大型股份在香港聯交所掛牌上市,股民的科網股熱潮更加高漲。
當科網股越炒越高的時候,也是泡沫爆破風險最高的時候。也是在3月份,因為微軟涉及壟斷官司,導致美國納斯達克股市大跌,結果觸發(fā)了香港科技股的小股災。
不過,雖然股市重新經歷波折,但是香港經濟在這一年終于走出了通縮的陰影。2000年,香港經濟增幅達到10.5%,這是近13年來的最高增長率。失業(yè)率穩(wěn)步回落到4.5%,不少公司還在增加雇員,跨國公司在香港設立的地區(qū)總部及辦事處由1999年的2500家增加到3000家。香港中文大學當時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雖然大部分市民仍不敢對前景盲目樂觀,但已經逐漸從亞洲金融風暴的陰影中走了出來。
2001 紛擾·憂心
特區(qū)政府在2001年舉行首屆語文基準試,但報考的在職老師只占全港在職教師的百分之一,其余大多數為教育學院的應屆畢業(yè)生。教統局6月公布考試成績,書寫能力只有三分之一考生合格,而口語亦只有一半考生合格,有人因此擔憂香港教師的語文能力。
特區(qū)政府從1998年開始推行母語教學,并且規(guī)定香港只有部分中學可以用英文教學,其余的必須用中文。政府是希望能夠培養(yǎng)出一批精通兩文三語的學生,只是事情的進展,并不如政府想像的那樣順利。有研究顯示,獲派英文中學的青少年,普遍的感受都是快樂的,而家長對于子女獲派英中的結果普遍都有較正面的反應;相反,獲派中文中學的青少年大部分感到失望和不愉快,而且認為英文中學比中文中學好。雖然那時我的女兒只有四歲,但是身為母親的我,已經對于這些家長的擔憂感同身受,因為香港教育的優(yōu)勢,很大一部分在于英文,而現在變相降低了香港學生的競爭能力。事實上,之后幾年的會考成績顯示,英文合格率一年低于一年。
推行母語教學,需要足夠多的中文教師,特區(qū)政府在2000年規(guī)定,全港在職教師須參加語文基準試,并在五年內達到基準。此舉引起教育界的不滿,認為有侮辱教師之嫌。經過協商,各方同意采取“豁免、考試和進修”的三途并行方案,撥款資助語文教師進修,并將基準試改稱“語文能力評核”,來紓解教師的不滿。
2002 使命·問責
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在2000年的施政報告里,就提出要引入一套新的高官問責制度,第二年,他比較具體地講述了問責制的基本框架。2002年7月1日,高官問責制在香港實施,三司十一局的官員,全部列入問責范圍,這些官員不再是公務員,而是用合約的方式聘用的問責官員,任期和行政長官一樣為五年。
問責制的推出,是想為公務員體系增加彈性,當有危急事情發(fā)生時,可以作出更加靈活的反應。需要承擔責任時,這些官員要向公眾道歉,甚至是辭職。
問責制的推出當時產生爭議,一些人擔心問責制會讓行政長官大權獨攬,而且架構重疊,對公務員的穩(wěn)定性、常任性造成沖擊。而且擔心他們和立法會議員的關系會變得敵對。
第一個辭職的問責官員是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在準備宣布財政預算案之前,他為自己新婚的愛妻買了一輛私家車。之后媒體發(fā)現,在他公布的財政預算案里面調高了汽車稅。經媒體追查,發(fā)現他購買這輛車是在作出加稅的決定之后,而且也沒有向行政會議申報,于是質疑他有利益沖突。雖然董建華多番挽留,并且為他解釋,但在社會輿論的巨大壓力下,梁錦松最終宣布辭職。
2003 休戚·與共
2003年對于所有的香港人來說,都是難忘的。到現在為止,我的辦公室抽屜里面還有一疊口罩,正是那一年留下來的。那時為了采訪非典(SARS),所有的同事都要戴上口罩,甚至穿上塑料保護衣。
聽到SARS這個詞,還是在兩會的時候。我們這些香港媒體每天都盯著當時的衛(wèi)生部官員詢問是否出現了一種奇怪的傳染病,雖然每天得到的回答不是否認就是沉默,我們還是每天都追。
只是兩會開到一半的時候,我去了伊拉克,于是對于SARS的新聞,都是透過國際媒體的報道來了解。真正的體會,是我第一次從巴格達回到香港,公司的同事還有女兒來機場接我,所有人都帶著一個大大的口罩,所以那一次機場的合影,現在看起來相當的滑稽。
非典導致1755名香港人感染,其中299人死亡,包括8名殉職的醫(yī)護人員。香港的學校在3月和4月全面停課,世界衛(wèi)生組織更是在4月2日發(fā)出旅游警告。當時我正在巴格達,伊拉克人知道我來自香港后,都指著我大聲地說,“VIRUS(病毒)”。
淘大花園一棟被SARS污染的大樓居民搬入了隔離營,這些香港人對于政府的做法表現出充分的理解,一位普通市民主動照顧感染了病毒的鄰居家孩子。對于堅守崗位的醫(yī)護人員,香港人毫不吝惜地向他們發(fā)出贊美之詞。那時的香港,雖然充滿了病毒的危險,但是卻相當溫暖,因為人們的理解和愛心在這個危急時刻體現了出來,這個一直讓我覺得有點兒冷漠的城市,此刻是如此感性。
同樣是這一年,讓我對這個城市重新產生思考的是7月1日,一向在“外人”,包括我看來只關心經濟,不關心政治的香港人走上街頭,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參加示威的大部分是中產階級,還有很多年輕的學生,在他們眼里,言論自由是至高無上的權利。我想,別人可以不認同他們的訴求,但是必須尊重他們游行的權利,而這一點,正是香港可貴的地方,也是一國兩制得到體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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