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轉身
著名房地產商王石在他的回憶錄《光榮與夢想》一書里,記錄了1997年11月,他和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镕基的一次有趣談話。
1997年,朱镕基到深圳調研,萬科董事長王石受邀向他匯報工作。
王石對朱镕基說,“我不認為2到3年內,住宅行業(yè)能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yè)!
王石說這句話的背景,是當時正在爆發(fā)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和中國啟動內需的經濟政策,學術界很多專家認為,在鋼鐵和汽車均不可行的情況下,應該把住宅當作啟動內需的支柱產業(yè)來發(fā)展。王石并不贊同這種觀點,他的一個重要理由是,雖然中國的房改已經進行了近20年,但房地產市場并不完善,住宅中商品房的比例僅占30%多,60%以上是各級政府的福利房,這會成為房地產業(yè)發(fā)展的一個障礙。
片刻沉默后,朱镕基反問,“如果取消福利房分配制度,房地產行業(yè)能成為支柱產業(yè)嗎?”
不到一年,朱镕基的假設,變成了事實。
為刺激內需,推動住房制度改革,1998年7月,國務院下發(fā)《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zhèn)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在這份中國房改的標志性文件中,明確提出要停止住房實物分配。在中國沿襲了約40年的福利分房制度壽終正寢,中國房改向著市場化的方向邁進。
一紙文件,結束了很多人福利分房的指望。
當時正在《南方都市報》做攝影記者的何龍盛,覺得很失落,“我三年前剛到報社的時候,有人曾指著報社旁邊的一個水溝說,三年后,這里就是你們的房子。當時很高興,從來沒有想過自己要買房子!
更多的人在趕著搭福利分房的末班車。聽說國家要取消福利分房,很多單位開始突擊建房分房。調查顯示,1998年是城鎮(zhèn)居民購買公房比例最高的一年,近一半的居民因為擔心以后會買不到房改房而急于購進,二季度,突擊購房使中國的房地產市場異;鸨
直到2000年2月,時任建設部部長的俞正聲,終于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新聞發(fā)布會上宣布,住房實物分配在全國已經停止。
20年的積累探索后,中國的住房改革,終于在制度層面完成了徹底的轉身。
轉身以后
原深圳市房管局副局長、78歲的駱錦星知道,如今,在熱鬧的深圳,已經很少有人像他一樣了解這座城市每棟房子背后的故事。
比如被一棟棟高樓淹沒的羅湖麗苑小區(qū),要不是小區(qū)門口明黃色外墻上的“深圳物業(yè)管理第一村”的牌匾,人們幾乎已經忘記,這個水泥外墻、最高樓層不過7層、如今居住者主要是深圳中低收入者和老年人的普通小區(qū),曾創(chuàng)造了中國首個商品房樓盤的歷史。
當深圳的房價已經成為全國的排頭兵時,“商品房”早已是人們司空見慣的名詞。統(tǒng)計數(shù)字顯示,僅在1999年,商品房的市場占有率就達到了85%,商品房從面向少數(shù)群體的奢侈消費轉向普通人的大眾消費。
然而,在告別了擁擠的居住記憶后,普通中國人又迎來了高房價的痛苦。
北京市民老孫一家三口,住在北五環(huán)外一套面積不到57平方米的房子中,房子沒有客廳,老孫和老伴的臥室充當了客廳,30歲的兒子住在10平方米的小間。為了這套房子,老孫花光了大半輩子的積蓄。如今,兒子結婚住房又讓他開始發(fā)愁,他留意著周邊房子的價格,眼看著房價往上漲,“我們隔壁小區(qū)的房子,2005年賣4300元一平方米,現(xiàn)在漲到一萬三了!”說到一路高漲的房價,老孫直咂舌。
雖然政府調控房價的政策不停出臺,房價依舊像脫韁的野馬,飛速上漲,中國的住房制度改革,需要在新的節(jié)點上尋找思路的突破。
2007年,是中國房改編年史上又一個關鍵年份。
11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來到新加坡,他此行的目的,是向新加坡的住房制度取經。
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發(fā)表演講后回答提問時,溫家寶說,改革開放近30年來,中國居民的住房條件有了很大改善,人均住房面積超過了20平方米,但是分布不均,特別是近些年來房價上漲較快,人們有很大的意見。
同樣在這個場合,溫家寶透露了中國新的房改思路。
溫家寶說,在住房上,政府的職責最重要的是要搞好保障住房,讓那些買不起房或者進城打工的農民工能夠租得起房、住得上房。而高檔住房,則主要靠市場調節(jié)。
此后,一系列構建中國保障性住房體系的文件相繼出臺。僅在北京,十一五期間,就將建設3000萬平方米的保障性住房。目前,已經至少有萬余人獲得了購買保障性住房的資格,他們將以低于市場價千余元的價格,買到屬于自己的房子。
生活方式的變遷
生活,就像《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里那棵發(fā)人深思的樹,幸福和不幸,都因為一套房子。
30年曲折前行的中國住房改革,留給人們一個不敢想象的居住空間和生活方式的變遷。
如今,在中國,房子已經不再只是一個遮風避雨的場所,還是一種生活方式。
當初,在上海擁擠的弄堂里,透過薄薄的隔板,楊希鴻小聲說的話,也能被鄰居聽到,房子是公家的,即使鄰居干擾了自己的生活,她也不好意思開口說“不”。如今,在自己2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里,她可以自由安排個人的生活。她的女兒還參加了小區(qū)的業(yè)委會,年輕人經常通過互聯(lián)網上的社區(qū)論壇,組織周末郊游,號召公益活動,針對房屋質量、小區(qū)管理的問題,聯(lián)合起來維護自己的權益,要求民主管理。
這些變化,快得讓楊希鴻難以想象。(劉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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