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載,北京南五環(huán)出現(xiàn)大量以“公司宿舍”名義建筑的居民樓,使用面積20~30平方米,每平方米2500元,相當于每月租金200元的20年長租房。顯然,這么低廉的價格是因為建筑在工業(yè)用地上,幾乎沒有土地成本的緣故,不過,這一消息還是讓我聯(lián)想到,為流動工人家庭建造廉租房完全可能,因為工業(yè)區(qū)大多遠離城市,土地價格相當?shù)土,建造流動農民工承擔得起的廉租房并不難,開發(fā)商也未必無利可圖。由于廠區(qū)遠離市區(qū),也未必會沖擊到城市房價。事實上,位于杭州下沙的杭州經濟技術開發(fā)區(qū)內,已經有多個專供農民工的“鄰里社區(qū)”,雖然下沙模式目前是政府運作,但是,適當提高廉租房的租金,即使市場化運作也應有空間。
為農民工提供廉租房,首先是人道主義的需要,近年來,隨著外出民工的增加,留守兒童和空巢老人現(xiàn)象也日益嚴重起來,缺乏父母關愛管教的孩子的成長乃至心理狀態(tài)令人擔憂,沒有兒女常在身邊的老人的晚景也令人惻然,這當中,打工地的高房租是主要原因之一。每年蔚為奇觀的春運背后,不知道暗藏了多少分居家庭的悲歡,如果相當多的勞動者努力工作多年,竟然連與子女一道成長的最基本愿望也無法實現(xiàn),不能不說這是一個社會問題。
即使是從冷酷的經濟理性而言,為農民工提供廉租房也是有利的。在一國經濟的長期發(fā)展中,人力資本的積累尤為重要。如果相當多數(shù)勞動者僅僅把當前工作看成是短期行為,從而忽視自身技能的培養(yǎng),人力資本的積累就無從談起。對孩子來說也是如此,在父母身邊長大的孩子收獲的不僅是愛與幸福,由于身處打工地,可以獲得比在農村多得多的現(xiàn)代化知識和信息,從而可以更有效地適應社會,創(chuàng)造價值。近20年來,由于戶籍制度的限制,相當多的民工在務工一段時間后返回家鄉(xiāng),以及相當多的孩子被迫在家鄉(xiāng)獨自成長,其實都是我們社會整體人力資本的巨大損失。
近年來,內需問題一再被提出來,其實,如果能為民工提供廉租房,必然帶動他們對家具、家電和諸多日用品的消費,對刺激內需大有好處。為了刺激內需而出臺了家電下鄉(xiāng),可是,留守兒童和空巢老人未必需要這些家電,真正能讓家電以及其他消費興旺起來的,只能是安居樂業(yè)而不可能是分居的家庭,團聚的家庭還將帶來相當多的服務業(yè)的需求,這也是對內需的巨大貢獻。
曾經有學者以新加坡和香港為例,指出前者至今仍保持著強大的制造業(yè),正是因為新加坡政府為廣大工人提供了廉價的租屋,從而有效降低了工資水平和土地價格,留住了制造業(yè);反之,香港控制土地供應以抬高地價,固然為其獲得了巨額的土地出讓收入,但這樣一來也讓附加值較低的制造業(yè)不可能在香港生存,只好遠走他鄉(xiāng)。雖然香港背靠內地的高速發(fā)展,通過貿易、金融等服務業(yè)而維持了一定程度的繁榮,但失去制造業(yè)仍不可避免給香港帶來了高失業(yè)率。眾所周知,中國近些年的經濟發(fā)展主要靠的就是附加值較低的制造業(yè),而隨著土地價格的攀升,一些企業(yè)已經不得不遷移,如富士康的遠走武漢,可是,無國界的資本可以遠走武漢,也就可以遠走印度,在這個意義上,為民工提供廉租房,其實也就是增加中國制造業(yè)的競爭力。
在現(xiàn)行戶籍制度的約束下,除了少數(shù)例外,目前的廉租房基本上只針對戶籍居民,被看做是對低收入階層的福利政策,而在我看來,針對農民工提供廉租房,更應該被看做是一種投資,可以取得很好的收益,當然,這也是一個社會文明的體現(xiàn),讓數(shù)量如此龐大的勞動者家庭失散的發(fā)展模式,不應該也不可能是健康的。(莫之許 北京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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