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6位在各自領域學有專長的教授投訴中國工程院院士劉興土涉嫌“抄襲剽竊等學術道德問題”。中國工程院調(diào)查后認為:劉的著作存在不當之處,但不足以構成剽竊。6位聯(lián)名舉報人堅稱他們是“據(jù)實舉報”,并為此寫下了長達兩萬余字的投訴材料。日前,《中國青年報》詳細報道了此事。
6位教授指出了劉興土著作中多處涉嫌抄襲的部分,劉興土也承認某些引用“沒有注明出處,不符合出版要求,是錯誤的”。中國工程院院士是我國在工程科學技術方面的最高學術稱號,當選者享有崇高的學術地位和廣泛的公眾敬仰。因而,劉興土院士的“不規(guī)范引用”一經(jīng)曝光,立即引起了輿論和公眾的高度關注。人們還由此聯(lián)想到,前不久,浙江大學也曾曝出李連達院士涉嫌論文造假的案例。院士接二連三地卷入“抄襲”和“造假”的丑聞,使公眾對院士這一令人景仰的學術稱號產(chǎn)生了不小的疑慮。
舉報劉興土院士的6人中有5位是他在東北地理所的老同事,有人據(jù)此推斷舉報者和院士之間存在著學術之外的恩怨糾葛。與此類似的是,在祝國光教授舉報李連達院士的新聞出來之后,后續(xù)報道很快就指出,祝國光和李連達身后各有一家國內(nèi)知名的藥品生產(chǎn)企業(yè),學術之爭背后似有商戰(zhàn)的影子。恩怨糾葛或者商戰(zhàn)陰謀或許都是真實存在的,然而,對于公眾來說,怎樣的動機都模糊不了他們關注的焦點,他們更關心的是:院士為何不斷成為作假事件的主角?科研領域為何出現(xiàn)了很多學術不端現(xiàn)象?
6位教授和劉院士各執(zhí)一辭,很多細節(jié)經(jīng)過兩個角度的敘述后變得清晰。浙江大學的調(diào)查報告與祝國光的質疑也是相持不下,公眾在他們的交鋒中逐漸辨出了很多是非。從許多事例中可以看出,在學術研究和論文撰寫的過程中,基本的學術規(guī)范竟是那樣地不被看重和遵守。在某些學富五車的學者心目中,抄襲可恥的觀念已經(jīng)蕩然無存。很多小學生都能認定的抄襲行為,被日漸鈍化的頭腦認為理所當然。某些本該時時敬畏的律令事先被視若無睹,事后卻引發(fā)了夸張的“恍然大悟”。比如說,“使用他人成果,但不在引文處注明出處,僅在章(書)后列入?yún)⒖嘉墨I”,這是最常見的學術不端行為。對于那些著作等身的學者來說,落下這樣的把柄,就不是疏忽大意的問題,而只能是居心不良的鐵證。
通常來說,作弊的人嘗到了一次甜頭,就再也無法抵御不勞而獲的誘惑。某個人的規(guī)范意識出了問題,其不端行為就會升級。有的人把別人的完整敘述肢解,用自己的語言重新包裝。有的人利用所研究學科的專業(yè)性和艱深度,編造虛假的實驗數(shù)據(jù)。有的人攀附著名學者,兜售自己低劣的學術成果。有的人自封“老板”和“主編”,巧取豪奪學生和其他學者的成果;ハ嗄7拢舜烁腥,學術腐敗愈演愈烈。
治理抄襲必須仰仗規(guī)則。在美國學術界,“凡使用他人原話在3個連續(xù)詞以上,都要使用直接引號,否則即使注明出處,仍視為抄襲”。在我國,目前并無統(tǒng)一而明確的標準來認定“抄襲”行為。即使雙方對簿公堂,各地的判例和結果也多有差別。于是,很多人在東窗事發(fā)后仍然厚著臉皮胡攪蠻纏,大玩“抄襲”和“借鑒”的文字游戲。所以,應該抓緊時間為各門學科制定一套有據(jù)可依的抄襲“標準”。有了這個標準,就可以事先震懾,事后嚴辦。治理抄襲還應該借助恥感文化的力量。如果越來越多的學者不知道敬畏基本的學術規(guī)范,中國自主創(chuàng)新和學術昌明的夢想終究難以實現(xiàn)。“抄襲可恥”在當下的語境中失落已久,但它應該成為學術界的普遍信念。李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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