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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居易晚年詩作:賣炭翁等民生疾苦退出視野
2010年06月08日 12:55 來源:解放軍報 參與互動(0)  【字體:↑大 ↓小

  唐文宗太和3年(公元829年)4月,年近花甲的大詩人白居易到達洛陽,住進5年前他在洛陽長夏門東履道里購置的宅第。洛陽為唐陪都(時稱東都),5年前,他以太子左庶子身份被派到東都時,便買下了這片住宅,預作自己的終老之地。其后,他歷任蘇州刺史、刑部侍郎等內外官職,冗務在身,難如所愿。如今,終于奉詔為太子賓客(系東宮即太子屬官),分司東都(即以太子的名義分管東都事務)。所謂“分司”,實際上并不任職,不過是對達官顯宦退休后的一種特殊優(yōu)待。這份并不當差的優(yōu)渥差事,正是他所向往的。

  詩人自己有詩為證。

  就在太和3年,白居易寫過一首題為《中隱》的詩。我們知道,自古以來,士大夫大都在出仕和歸隱之間矛盾、徘徊。所謂“達則兼濟天下,退則獨善其身”,朝政紊亂,仕途險惡,迫使官員不得不考慮歸隱以明哲保身。歸隱也有不同的選擇。有道是“大隱隱于鬧市,小隱隱于山林”,白居易選擇的是“中隱”,既不在朝廷做官,不在都城長安居住,也不退隱于偏遠的山林,而是去東都洛陽任一個虛設的官職。這樣,依舊可以享受做官的好處,又避開了政治矛盾的中心——險惡的朝廷。中唐時期宦官弄權,藩鎮(zhèn)割據(jù),朝中不時波濤洶涌。白居易屢經(jīng)宦海風波,加之進入了暮年(寫《中隱》一詩時已58歲),意志走向消沉,做這樣的選擇是可以理解的。

  他似乎有先見之明:他離開長安6年之后的太和9年,唐文宗與大臣李訓、鄭注合謀鏟除宦官,不料計泄,反被宦官挾持。宦官頭子仇士良、魚弘志策動神策軍作亂,包括4個宰相在內的大批官員被殺。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甘露事變”。遇害的宰相中有兩個是白居易的好友。白居易一貫反對宦官專權,此時如在長安,很有可能被卷進去,遭遇不測之禍。

  從白居易個人的角度看,他晚年選擇到洛陽“中隱”,應該說是他的幸運。那么,題目上的“不幸”,又怎么講呢?

  白居易自太和3年春來到洛陽,到唐武宗會昌6年(公元846年)秋去世,在洛陽居住了18個年頭。其間除在河南府尹(駐洛陽)任上當了約兩年半的行政長官,其它時間基本上處于休閑狀態(tài),終日飲酒賦詩,以文會友,放情于山水之間。我們看他晚年所寫的自傳《醉吟先生傳》,可以想見他那時期的生活常態(tài):“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游……”他常去游覽之地,便是洛陽城南伊水邊上的龍門及與龍門石窟隔水相望的香山寺一帶。由于宦海浮沉而萌生的消極遁世思想,想來也由于地近佛窟,由于“交游一半在僧中”,耳濡目染,這位曾經(jīng)意氣風發(fā)、敢于針砭時弊的詩人,晚年也皈依佛教,遁入空門。這在他的《醉吟先生傳》中也有剖露:“棲心釋氏(釋迦牟尼),通學小、中、大乘法。”太和6年,他的至交、詩人元稹去世,他用為元稹撰寫墓志所得六七十萬錢的筆潤,重修香山寺。此后,更成了香山寺的?,乃至臨終之前,遺囑“葬于香山如滿師塔之側”。后人為尊重他晚年不得不作出的人生選擇,將他葬于香山,并將其夫子自道、實為其晚年生活寫照的《醉吟先生傳》,刻在一方天然巨石上,立于墓側。

  這位本來入世甚深,志在匡濟天下,且在任杭州刺史、蘇州刺史等地方官時體恤民情、政績卓著的大詩人,是不是就此完全出世,只管“獨善其身”了呢?

  我們來看他在退隱洛陽后寫的一首詩:“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暖亦何情?心中為念農桑事,耳里如聞饑凍聲。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新制綾襖成感而有詠》)讀這樣的詩,我們自然會想到杜甫的名句:“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他不止是吐露一下心聲而已,他把這顆恤民之心,吐在了貫穿龍門的伊水之上。

  龍門口南面的伊水河段,有一處被稱作“八節(jié)灘”、“九峭石”的險灘,礁石猙獰,水流湍急,水道經(jīng)常阻塞。船筏過此,常常翻船、擱淺。因此,即使在數(shù)九寒天,船夫筏子們也得光著身子,赤腳下水拉船推筏。常來香山寺的白居易,耳聞目睹,深為同情,憂慮之思常常形之于言。去世前兩年,他傾注自己的財力,并借助香山寺僧的支持,開通了八節(jié)險灘。這位寄情山水的詩人,終歸未忘民瘼。但是,從他晚年留下的詩篇來看,放情山水、遁入空門的詩人,已經(jīng)和“中隱”以前那個意氣風發(fā)、敢于針砭時弊、仗義執(zhí)言的白居易拉開了很大的距離。“龍門澗下濯塵纓,擬作閑人過此生。”(《龍門下作》)“空門寂靜老夫閑,伴鳥隨云往復還。……”“……且共云泉結緣境,他生當作此山僧!(《香山寺二絕》)他這個時期的詩作,大率如此。他依然保持了平易自然、不事雕琢的詩風,可煙火氣明顯淡化了。

  我們從他當諫官(元和3年白居易遷升左拾遺)時期所作《秦中吟》、《新樂府》中讀到的那些反映民生疾苦、抨擊權貴和政治弊端的詩篇,從《有木》那組寓言體中讀到的那些諷喻詩,在他晚年的詩作中,幾乎消失了。賣炭翁、新豐折臂翁(《新樂府》)似乎退出了他的視野。那些震撼人心的警世之句,諸如:抨擊權貴的“ 廚有臭敗肉,庫有貫朽錢”(《秦中吟·傷宅》);憤慨于權貴窮奢極欲而百姓陷于絕境的“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秦中吟·輕肥》);揭露豪門“貴有風雪興……醉暖脫重裘……豈知閿鄉(xiāng)獄,中有凍死囚”(《秦中吟·歌舞》),這樣一些振聾發(fā)聵的浮世繪式詩作也和他一起退隱。《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淪落人” 那種悲辛之嘆已經(jīng)絕響。環(huán)境變了,心情變了,要他再一掬一把“江州司馬青衫濕”之淚,那是弄錯了時空。應該說,這是白居易晚年的“不幸”。這“不幸”,是從文學史的角度說的,是千載而下的讀者的不幸。

  當然,對古人,我們不能苛求。由于歷史局限而造成的白居易晚年詩作上的不足,并未影響他在中國詩歌史乃至世界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這位“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的大詩人,已憑其大量的杰作,在詩壇上托起一個高高的座位。他晚年的那些詩作,對中國、特別是對他選擇終老的洛陽來說,也不失為很值得研究的一份文學遺產。伊水有幸,它兩岸的龍門石窟和白居易墓,同被聯(lián)合國科教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納入“世界遺產名錄”。這是進入21世紀時的事情。20世紀80年代,我曾去洛陽參觀龍門石窟和白居易墓,那時候墓園荒蕪,記得在墓地上只看到那塊刻著《醉吟先生傳》的巨大的石碑。今年春天,我再去洛陽,看過龍門石窟后,特意重訪白墓。墓地已擴大成占地40多畝的“白園”,和龍門石窟隔伊水遙遙相對,構成一幅意涵豐厚的文化風景。在白園,我留意到兩處景點。一處是“樂天堂”。堂門兩邊一副對聯(lián),左為:“西湖筑白堤,龍門開八灘,倡樂府,詩諷諭,志在兼濟天下。”右為:“履道鑿園池,香山臥石樓,援絲竹,賦青山,樂于獨善其身!卑言娙恕爸须[”前后的生活經(jīng)歷和創(chuàng)作道路都照應到了,而堂內的那尊詩人塑像,也兼具入世、出世兩種情態(tài):身處園池,目接山水,一副閑散氛圍;而一手扶地,表情肅穆,又透出憂國憂民之情。而在南北兩道詩廊中陳列的中國書法家和日本書法家所書碑刻,則多為詩人憂國憂民如《賣炭翁》、《杜陵叟》、“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樣一些名詩佳句。以白居易的詩眼,歷史的評價、歷史的選擇應該是他生前可以預料的,可他自己所作的選擇,我們只能抱憾了!

  元 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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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隸巴人的原貼:
我國實施高溫補貼政策已有年頭了,但是多地標準已數(shù)年未漲,高溫津貼落實遭遇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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