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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國上個世紀的六十年代，掀起了一個學習雷鋒的熱潮，一個普通士兵暖暖的笑容被每個中國人所熟悉，他助人為樂的事跡傳遍了五湖四海。

　　這個好戰(zhàn)士有一個寫日記的習慣，日記中除了詳細記載自己做的各種好事以外，還有很多學習心得、思想感悟和警句格言。他生前做下的大量好事，正是通過日記才被世人所知曉，他的許多光輝思想和格言警句，也是通過日記才得以張布，比如他說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去”，還有“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 對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樣火熱，對待個人主義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等等。

　　這里就發(fā)生了一個問題：雷鋒日記里，哪些內(nèi)容是他自己所寫的，哪些又是英雄抄錄自別處的呢？比如日記中有一首小詩：

　　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

　　母親只生下我的身，黨的光輝照我心。

　　舊社會鞭子抽我身，母親只會淚淋淋；

　　共產(chǎn)黨號召我鬧革命，奪過鞭子揍敵人！

　　詩歌中對黨的熱愛，對舊社會的仇恨，都與英雄的身世及立場感情完全吻合。眾所周知，雷鋒有一個苦難的童年，家中最后一個親人，他的母親是被地主逼迫上吊身亡的，作為孤兒的雷鋒受夠了舊社會的“鞭子”，解放以后才獲得了新生，所以他對黨和毛主席有無限深厚的感情。

　　上海歌舞劇院的作曲家朱踐耳讀到剛出版的《雷鋒日記》，就深被這首詩所感動，很快，他為這首詩譜了曲，并把它寄給了《文匯報》。1963年2月21日，《文匯報》刊載了這首新歌，當時朱踐耳為它加上的標題叫《雷鋒的歌》，并注明了歌詞摘自《雷鋒日記》。也就是說，這首歌由朱踐耳作曲，雷鋒作詞。

　　此歌由來自西藏的上海音樂學院聲樂系學生才旦卓瑪首唱，后經(jīng)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播放，才旦卓瑪一舉成名，她認為這首曲調(diào)深情款款，內(nèi)容如泣如訴的歌曲，也正是她想對黨說的心里話，幾十年以后，在2008年春節(jié)歌舞晚會上，才旦卓瑪與索朗旺姆一起演唱了一首《再唱山歌給黨聽》。

　　且回到當年。陜西銅川礦務局焦坪煤礦有一個名叫姚筱舟的年輕人，初次聽到這支歌的時候驚呆了，他不明白為什么自己寫的一首詩會被譜上曲廣為流傳，而詞作者打上了全國人民學習的好榜樣雷鋒的大名。他沒敢吱聲，更沒有做任何說明，因為和雷鋒相反，這個寫出了“舊社會，鞭子抽我身”的姚筱舟，出身不好且“社會關系復雜”：一個叔父是國民黨的少校軍官，一個兄長在國民黨海軍某工廠任職；在臺灣還有十幾個親屬，在那個年代里，具備上述任何一條都會成為“重點專政對象”，至少是“內(nèi)控人員”，所以，當時他的這首小詩都是用筆名“蕉萍”———焦坪煤礦的意思，登載在陜西焦坪煤礦的《總路線詩傳單》上�，F(xiàn)在，哪怕借他一百個膽子也不敢去和雷鋒爭署名權(quán)。經(jīng)過反復猶豫思索以后，他只是給朱踐耳寫了一封信，說明了《雷鋒的歌》的歌詞是他所發(fā)表的一首小詩的前八句。

　　朱踐耳是一個嚴謹?shù)乃囆g(shù)工作者，他根據(jù)姚筱舟寫給他的這封信找到了陜西省銅川礦務局，據(jù)說當?shù)V黨委書記召開大會時問“誰叫蕉萍？”在場的姚筱舟都沒敢吭聲。后來還是礦黨委派人來把他找去，書記當面詢問時，姚筱舟才心驚肉跳地點了點頭。

　　之后，這首歌在《歌曲》雜志上正式發(fā)表時，就用了詩的第一句正式題名為《唱支山歌給黨聽》，詞作者署名為“蕉萍”，又過了好些年以后，才改署為作者的本名姚筱舟。

　　但是，雷鋒在這首歌的問世和流傳上面功不可沒。沒有他把詩歌摘抄在自己的日記里，就沒有朱踐耳的發(fā)現(xiàn)；沒有誤以為是英雄雷鋒的作品，這首歌也不會流傳得如此深遠。在以后幾十年的傳唱中，不管對以上的故事知道與否，只要一唱起它，人們心里仍然會想起雷鋒，仍然會認為這是英雄雷鋒的歌�！�

　　高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