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胡蘭成得了意,實在不犯著”
序中大量引用張愛玲與宋氏夫婦的通信,鋪陳交待他們當(dāng)初之所以不敢出版《小團圓》的來龍去脈。張愛玲起先在信中說出自己趕寫出《小團圓》的動機之一是“朱西寧來信說他根據(jù)胡蘭成的話動手寫我的傳記”——朱乃胡落魄臺灣時的接濟者、作家、寶島文壇三姊妹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之父——張愛玲豈能任由自己的傳記出自“無賴人”之口述,所以才決定自寫一部自傳體小說以正視聽,同時也可謂對胡蘭成前作《民國女子》中關(guān)于兩人戀情的一廂情愿、沾沾自喜的描述的反擊,但寫完了卻又“矛盾得厲害”,因為以兩人“愛情”經(jīng)歷為重心的《小團圓》一旦出版,勢必引發(fā)民間乃至文化界對張及胡的瘋狂議論,“胡蘭成現(xiàn)在在臺灣,讓他更得了意,實在不犯著”。
宋淇看完初稿后更是深感焦慮,“不要忘了旁邊還有一個定時炸彈——‘無賴人’,此人不知搭上了什么線,去臺灣文化學(xué)院教書,大寫其文章,后來給人指責(zé)為漢奸,《中央日報》都出來攻擊他,只好撤職,寫文章也只好用筆名!缎F圓》一出,等于肥豬送上門,還不借此良機大出風(fēng)頭,寫其自成一格的怪文?……洋洋得意之情都想得出來。一個將近淹死的人,在水里抓得著什么就是什么,結(jié)果連累你也拖下水去,真是何苦來?”
“張愛玲早已去世,什么批評都不再可能給她切膚之痛”
1976年的政治時局與文化氛圍又是何其肅穆死寂,《小團圓》雖似反擊,千回百轉(zhuǎn)卻還是對漢奸文人的半生癡戀,所以宋淇當(dāng)時怕張愛玲被“拖下水”絕非杞人憂天,他在信中著重“點醒”她說:“……官方默不作聲,讀者群眾只聽一面之詞,學(xué)院派的辯護到時起不了作用,身敗名裂也許不至于,臺灣的寫作生涯是完了……以上所說不是我危言聳聽!绷硗鈺衅^多的極端赤裸的家庭隱私細(xì)節(jié)披露及性描寫也與張愛玲以往作品的隱晦華美大相徑庭,宋淇深恐毀掉她的“偶像”聲譽,“從好的一方面說,你現(xiàn)在是偶像,不得不給讀者群眾好的一面看;從壞的一方面說,你是個目標(biāo),說得不好聽點,簡直成了眾矢之的……恨不得你出了什么大紕漏,可以打得你抬不起頭來。”
綜合以上,原本“把心一橫,寫了出來”的張愛玲也決定放棄在當(dāng)時出版《小團圓》。宋以朗在序言中認(rèn)為當(dāng)時最大的隱憂就是“胡會利用《小團圓》出版的良機而大占便宜,亦不會顧慮到張愛玲的死活”,但“今天的情況又如何呢?”胡早死,“有關(guān)他的一切隱憂現(xiàn)已不復(fù)存在”,政治上的敏感度亦與當(dāng)年“有天淵之別”“這重顧慮亦可放下了”。對于“有毀偶像聲譽”的疑慮,宋以朗深覺今非昔比,“假如張還在生,且看到現(xiàn)時互聯(lián)網(wǎng)上那些談?wù)撍奈淖,她便會明白?dāng)年的顧慮是多么微不足道了”,最重要的一句是“事實上她早已去世,什么批評都不再可能給她切膚之痛”,竟有些死無對證的意思。
宋以朗在序文最后擺出張愛玲于1993年回復(fù)給催促她出版《小團圓》的皇冠出版社編輯的信,信中說“《小團圓》一定要盡早寫完,不會再對讀者食言”,以明證她“根本舍不得銷毀《小團圓》”。但無論如何,張愛玲在生前是否有愿出版此書便只有天知曉了,縱使她最親密的摯友宋氏夫婦,至死也未敢令其問世,因其內(nèi)容縱使放在二十一世紀(jì)的今天,也足以令人驚得合不攏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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