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梅蘭芳與英國著名喜劇演員卓別麟在一起。 中新社發(fā) 中新社 攝
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魯迅先生抱病參加在上海舉辦的第二屆中國木刻展,極喜愛木刻藝術(shù)的他與青年木刻家黃新波、曹白、白危和陳煙橋坐在一起探討木刻藝術(shù)。攝影家沙飛當(dāng)時記錄下這一不平凡的歷史瞬間。 中新社發(fā) 姜煜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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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梅蘭芳與英國著名喜劇演員卓別麟在一起。 中新社發(fā) 中新社 攝
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魯迅先生抱病參加在上海舉辦的第二屆中國木刻展,極喜愛木刻藝術(shù)的他與青年木刻家黃新波、曹白、白危和陳煙橋坐在一起探討木刻藝術(shù)。攝影家沙飛當(dāng)時記錄下這一不平凡的歷史瞬間。 中新社發(fā) 姜煜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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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網(wǎng)12月17日電 魯迅和梅蘭芳不相能早就是文藝界的一樁公案,隨著電影《梅蘭芳》的熱映,這一話題再度被熱炒。香港文匯報刊載“魏劍美”的文章稱,而“倒魯派”似乎也找到了新的證據(jù):瞧瞧,被魯迅所貶損的梅蘭芳直到今天都多的是熱捧者,愈顯其文化地位上的卓越不凡,用導(dǎo)演陳凱歌的話來說簡直“驚為天人”,此足以證明魯迅之心胸狹隘、目光短淺。好好先生們則不免感嘆:要是魯迅和梅蘭芳能彼此欣賞甚至引為知己,那該是怎樣的文藝佳話!
文章指,魯迅似乎被“梅蘭芳”這個名字過敏,曾因人將他與梅蘭芳“并為一談”而認(rèn)為是對自己“極大的侮辱”。檢索《魯迅全集》,其提到梅蘭芳的地方達(dá)9處,雖然并非每處都是貶損和嘲諷,但確實沒有一處是贊揚。兩人唯一的一次晤面是1933年在上海出席歡迎蕭伯納的聚會,但晤面并沒有促使兩人有進一步的接觸和交往,反而給魯迅留下了蕭伯納“問尖”而梅蘭芳“答愚”的不好印象。與魯迅的“小氣”和“狹隘”相對應(yīng)的是,盡管魯迅后來被抬上神壇,成為“中華民族文藝的方向”,但在紀(jì)念魯迅生辰和忌辰的活動中,身為中國文聯(lián)副主席的梅蘭芳卻極少出席,即使勉強來了,也是遲到早退,更從不發(fā)言,哪怕是附和幾句也不肯。
梅蘭芳對魯迅的“不敬”和“反感”當(dāng)然可以看做是一種自衛(wèi)的情感本能,最起碼現(xiàn)有資料證明是魯迅先惹的他。雖然梅蘭芳沒有田漢那樣開闊的心胸(被魯迅嘲諷為“四條漢子”之一的田漢后來高度贊同魯迅戲劇改革的思想),但卻要比郭沫若更有原則和血性(郭沫若在魯迅死后還在痛罵他為“封建勢力的殘渣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不得志的法西斯蒂”,但在毛澤東發(fā)表講話稱魯迅是“中國的第一等圣人”之后立馬宣布要編選《魯迅詩集》)。從這一點來看,梅蘭芳倒是和魯迅脾氣相仿、心性相通,骨子里都有著不屈服、“不寬恕”的韌性和倔強。
兩個大師級的人物何以不能兼容?恐怕更多要歸結(jié)于魯迅的偏激。事實上被魯迅所嘲諷過的名人大師又何止梅蘭芳一個,胡適、林紓、李四光、徐志摩、林語堂、蔣光慈、梁實秋、戴望舒、施蟄存、沈從文、廖沫沙、周揚、章士釗、吳宓、夏衍……哪一個不是大名鼎鼎的風(fēng)云人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數(shù)胡適和徐志摩,他們與魯迅一開始并無個人恩怨,胡適一度還與魯迅有所過從,并為魯迅書稿出版等幫忙過。魯迅對他們的嘲諷更多源于思想認(rèn)識上的差異,“下等脾氣”的魯迅本人有過下層人生的深切體驗,對以“精英”自居、骨子里充滿優(yōu)越感的胡適和徐志摩有種本能的厭惡和反感。而魯迅的可敬之處就在于他“不虛飾”,以內(nèi)心真實的好惡示人,而不是像“我的朋友胡適之”一樣的中庸、“模糊”。當(dāng)然,魯迅的偉大并不是對胡適精神的否定,應(yīng)該說主張“寬容平和”、以“自由主義”為訴求的胡適思想,和以戰(zhàn)斗精神為核心、不妥協(xié)、“不寬恕”的魯迅思想形成了很好的互補,共同構(gòu)成了這一特定時代的中國文化圖景。
事實上魯迅對梅蘭芳的揶揄和嘲諷,其要害還是文化觀念上的否定而不是對梅本人的攻擊。在《最藝術(shù)的國家》一文中,魯迅說:“我們中國的最偉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藝術(shù)’是男人扮女人。這藝術(shù)的可貴,是在于兩面光,或謂之‘中庸’!男人看見‘扮女人’,女人看見‘男人扮’,表面上是中性,骨子里當(dāng)然還是男的。”可以看出,魯迅對“男人扮女人”這種中國特有的藝術(shù)現(xiàn)象有著本能的反感,所以從文化心理上予以批判,旨在抨擊傳統(tǒng)文化所造就的某種太監(jiān)化的病態(tài)人格,這也是與魯迅“改造國民性”的基本思想相吻合的。除了對這種男扮女裝的所謂藝術(shù)感覺別扭之外,梅蘭芳“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來”的封建士大夫趣味也是魯迅反感的一個重要原因。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魯迅當(dāng)年的個人見解并沒有損及梅蘭芳的藝術(shù)地位,而梅蘭芳及《梅蘭芳》在今天的受追捧也并不證明魯迅不喜歡梅蘭芳就是一種錯誤。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從中明白一個道理:世界上并不存在統(tǒng)一的、絕對的藝術(shù)標(biāo)準(zhǔn),允許不同的聲音甚至“偏見”的存在,既不影響藝術(shù)家的聲望,也無損評論者的價值。就個人而言,在魯迅高居神壇的日子,我會更多留心梅蘭芳的成就;而在“梅蘭芳熱”的當(dāng)下,我更愿意去讀讀魯迅的那些“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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