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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討論1960年的日子如何過的問題。在討論中，一個關于中國經濟建設的長期指導方針被提了出來。毛澤東說：大家對明年要有精神準備，把富日子當窮日子過，當災年過，這一條很重要。陳云接著說：明年情況不一定比今年好。我以為要抓三條：一是做好精神準備、思想準備、工作準備。二是今冬無論是人還是牲畜，都要多休息，養(yǎng)精蓄銳，準備明年春耕。三是進口糧食，能進多少就進多少，我以為要“吃飯第一，建設第二”。這時有人補充了一句：市場第二，建設第三。最后，毛澤東概括為：第一是吃飯，第二是市場，第三是建設。

　　12月31日晚，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成員同與會人員在北京飯店聚餐，除舊迎新。毛澤東特地囑咐：請張平化、劉建勛、楊尚奎、葉飛、江華、江渭清、黃巖、陶魯笳、黃火青、周林、閻紅彥同他坐在一桌，以便同他們談話。因為他們沒有參加匯報會，毛澤東想直接聽聽他們的意見。

　　1961年1月3日，中央工作會議繼續(xù)進行。第一項議程已經結束，即日起，討論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晚上，毛澤東聽第四次匯報。

　　由李富春匯報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他說：去年計劃有四條經驗：一是計劃不全面，是工業(yè)交通計劃，忽視了農業(yè)；二是計劃指標偏高；三是權力下放偏多偏下；四是對計劃的執(zhí)行檢查不夠。毛澤東指出：不僅沒有注意農業(yè)，而是擠了農業(yè)，工業(yè)戰(zhàn)線過長，面過寬。

　　關于1961年鋼產指標，這是一個牽動全局的問題，討論得最多。李富春匯報說，開始想搞2150萬噸，后來逐步下調，現(xiàn)在降到2000萬噸。毛澤東說：是否搞那么多，能不能辦得到?首先要保證農業(yè)，而后煉鋼。李富春說：下午開了個小組會，提出幾種方案。第一方案1950萬噸，第二方案1900萬噸。毛澤東說：看來1900萬噸比較穩(wěn)妥，究竟搞多少，還要看煤、礦石、運輸的情況。要很好地安排一下，否則還要吃去年的苦頭，到第四季度扔開一切搞鋼鐵。我想，今年仍然搞1870萬噸，恐怕也難避免去年的苦頭。聽說還有一個方案，就是1800萬噸。王任重說：是中南組葉劍英提的，搞1800萬噸鋼，提高質量，集中力量搞農業(yè)。毛澤東說：我擔心就是1870萬噸，也還可能出現(xiàn)去年的緊張情況。那樣搞，實際上是個浪費。有幾年了嘛，1959年就有點緊張，只是沒有去年那么緊張。去年為什么那么緊張?就是因為由1350萬噸一下子提到1870萬噸。劉少奇說：看來，去年由1840萬噸后來又增加到2040萬噸，是犯了錯誤的。鄧小平說：再加上大興水利，大調勞力，就把農業(yè)擠了。李富春說：還有兩個因素，一是基建搞多了，二是生產的面鋪寬了，分散了力量。彭真說：這三年，生產資料增長了三倍，輕工業(yè)生活資料只增長了一倍。毛澤東說：總之，今年就是要縮短重工業(yè)的戰(zhàn)線，延長農業(yè)輕工業(yè)的戰(zhàn)線。劉少奇說：指標搞低些，努力去超過。毛澤東說：這三年都是指標定高了，后來退下來。1958年北戴河會議后從9月開始大搞，1959年廬山會議整風反右以后，又大搞，1960年又搞了一年。這3年大搞鋼鐵，擠了農業(yè)。因此，我懷疑就是1870萬噸，是否也會緊張。

　　對1870萬噸的鋼產指標產生懷疑，這是對的，但僅僅懷疑仍遠遠不夠。當時鋼鐵及整個工業(yè)戰(zhàn)線的困難情況還沒有充分暴露，毛澤東等人對工業(yè)戰(zhàn)線的困難形勢完全估計不足。在鋼、鐵等工業(yè)產品產量問題上，他們基本上還沒有跳出高指標的框框。

　　毛澤東問李富春：今年的方針是怎么提的?李富春答：是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毛澤東又問：這個方針是什么意思?李富春說：調整就是調整各方面的關系，有調整、充實，才能鞏固、提高。毛澤東說：是四面八方了，你這個意思就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隊在兩個戰(zhàn)役之間的休整一樣。毛澤東又問大家：大躍進的口號能不能在1961年提?鄧小平說：今年元旦社論，沒有提大躍進，提的是爭取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勝利。許多人說：大躍進，作為一段來算賬，還是大躍進。毛澤東說：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養(yǎng)生息。

　　毛澤東又問到糧食定購問題。他說：陳伯達送給他寶坻縣一個生產隊的材料。那個生產隊經過整風，干部作風轉變了，社員生產情緒提高了，生產增加了，只要他有余糧，還是要賣給國家的。從這個材料，毛澤東得到一個啟發(fā)，他希望各省市區(qū)的同志，各中央局的同志，自己去摸一個生產隊，心中就有數了。他說，現(xiàn)在整風是整頓那些壞的單位，最好摸一個有曲折發(fā)展過程的單位，如寶坻縣那個生產隊，刮過“共產風”，后來糾正了，生產又上去了。

　　李富春繼續(xù)匯報。當講到搞建設要集中力量打殲滅戰(zhàn)的時候，毛澤東說：這句話說了好幾遍了，就看靈不靈。要收回一些權力，把權力收到中央、中央局、省市區(qū)三級，下面收縮一下，這樣，就不會層層加碼了。陳云接著說：我們不是講共產主義風格嗎?集中力量就上得快，不僅省市區(qū)要通盤考慮，中央局也要通盤考慮。最后，毛澤東要李富春把今天講的這些，明天在全體會議上再講一下，大家議一議。

　　1月9日，毛澤東聽第五次匯報。

　　這一天，毛澤東向會議印發(fā)了胡喬木起草的黨政干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草案，要各組討論。鑒于幾年來干部隊伍中存在嚴重作風不純的情況，毛澤東要胡喬木仿照紅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制定一個適用于黨政干部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毛澤東對胡喬木起草的這個草案不太滿意。他說，“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要寫得簡單明了，使人容易記住，同時要避免起負面作用。他自己又改寫了一下�！叭�大紀律”，胡喬木寫的是：(一)有事同群眾商量，永遠同群眾共甘苦；(二)重要問題事前請示，事后報告；(三)自己有錯誤要檢討糾正，別人做壞事要批評揭發(fā)。毛澤東修改為：(一)一切從實際出發(fā)；(二)提高政治水平；(三)實行民主集中制。(其中第二條，經過會議討論，修改為“正確執(zhí)行黨的政策”。)毛澤東的修改確實簡單明了，看一條就留下一個印象，使人容易記住。他解釋第一條時指出，我們干部的作風問題，主要是不從實際出發(fā)，工作中主觀主義很多，要整主觀主義。毛澤東抓到了干部作風亦即黨風中的要害問題。

　　對“八項注意”，毛澤東改得更簡明了，每一項4個字、6個字，至多9個字。值得注意的是，他加了一項“沒有調查沒有發(fā)言權”。這是沿用1930年他提出的一個口號，今天重提，顯得格外重要。他說：要強調調查研究�，F(xiàn)在調查之風不盛行了，對很多事情發(fā)言權有了，言也發(fā)了，就是沒有調查。其實，調查材料不在多，一個好材料就可以使我們了解問題的實質。整風整社有通�？诘慕涷�，現(xiàn)在又有信陽的經驗，就解決問題了。調查材料搞了一大堆，會使人陷入材料的海洋而不能自拔。

　　黨政干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于1961年1月27日正式下發(fā)。

　　劉子厚匯報河北省在整風整社中揭發(fā)出兩個縣的嚴重問題。由此，毛澤東提出不要為假象所迷惑。他說：河南1959年就說有450億斤糧食，實際只有240億斤，210億斤是假象，我們被這種假象弄得迷糊了。事物反映到我們腦子里，要加以分析，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抓住本質。我們要透過現(xiàn)象看本質，不要被現(xiàn)象所迷惑，要反映真正的客觀實際。這幾年，我們在許多工作中缺乏一種謹慎的和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為某些迷惑，值得我們注意。當然，我們的認識只能大體上接近客觀實際，力求縮小同客觀實際的距離。

　　經過五次匯報會的討論、醞釀和思考，毛澤東關于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思想逐漸形成。在中央工作會議的最后一天，1月13日，發(fā)表了以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為主旨的講話。

　　他說：“這一次中央工作會議，開得比過去幾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頭腦比較清醒一些。比如關于冷熱結合這個問題，過去總是冷得不夠，熱得多了一點，這一次結合得比過去有進步，對問題有分析，情況比較摸底。當然，現(xiàn)在有許多情況，就中央和省一級來說，還是不摸底�！薄拔蚁Ｍ�同志們回去之后，要搞調查研究，把小事撇開，用一部分時間，帶幾個助手，去調查研究一兩個生產隊、一兩個公社。在城市要徹底調查一兩個工廠、一兩個城市人民公社�！薄斑@些年來，我們的同志調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調查研究工作，只憑想像和估計辦事，我們的工作就沒有基礎。所以，請同志們回去后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fā)，沒有把握就不要下決心。”

　　毛澤東提出，要做到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首先是要情況明。這是一切工作的基礎，因此要摸清情況，要做調查研究。他說：“今年搞一個實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個河間縣，漢朝封了一個王叫河間獻王。班固在《漢書·河間獻王劉德》中說他‘實事求是’，這句話一直流傳到現(xiàn)在。提出今年搞個實事求是年，當然不是講我們過去根本一點也不實事求是。我們黨是有實事求是傳統(tǒng)的，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但是建國以來，特別是最近幾年，我們對實際情況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這個人就是官做大了，我從前在江西那樣的調查研究，現(xiàn)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點，這個會開完，我想去一個地方，做點調查研究工作�！�

　　毛澤東關于調查研究問題作過許多論述，在毛澤東思想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但它們絕大部分是革命戰(zhàn)爭時期的著述，新中國成立后，這方面的論著就很少見了。毛澤東這篇講話，可以說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比較集中地講調查研究問題。它是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經過一段曲折之后，總結經驗的產物。這個講話，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的恢復，為克服面臨的嚴重經濟困難，盡快恢復和發(fā)展國民經濟，提供了重要思想武器。

　　歷經20天的中央工作會議結束了。這次會議為中共八屆九中全會的召開做了充分準備。

　　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從1月14日到18日在北京舉行。全會聽取和討論了鄧小平關于1960年11月在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的報告，表示完全贊同這次會議所一致通過的聲明和告世界人民書。全會還聽取李富春關于1960年國民經濟計劃執(zhí)行情況和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主要指標的報告。全會指出，1961年全國必須集中力量加強農業(yè)戰(zhàn)線，貫徹執(zhí)行國民經濟以農業(yè)為基礎，全黨全民大辦農業(yè)、大辦糧食的方針；輕工業(yè)部門，應當努力增加生產，盡可能地保證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應；重工業(yè)方面應當適當地縮小基本建設的規(guī)模，調整發(fā)展速度，采取鞏固、充實和提高的方針。

　　毛澤東在全會結束的時候，再一次就調查研究問題發(fā)表講話，他說：希望今年這一年，1961年，成為一個調查年，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調查，要在實際中去調查，在實踐中才能認識客觀事物。

　　毛澤東克服嚴重經濟困難、扭轉整個形勢的基本思路已經明確，那就是從解決農業(yè)問題入手，緊緊抓住調查研究這個工作環(huán)節(jié)。農業(yè)生產的恢復和發(fā)展，是整個國民經濟恢復和發(fā)展的基礎，是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