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詞話》刪節(jié)本封面。
山東齊魯書社出版的《金瓶梅》刪節(jié)本封面。
在古典文學作品里,《金瓶梅》備受爭議,自明、清以來,一直被視為“淫書”、“禁書”。
但在一些學者眼中,《金瓶梅》是一部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寫實小說,認為其內在價值與藝術成就不可多得。有人甚至斷言“沒有《金瓶梅》,則無《紅樓夢》。”
“文革”結束后,由于先前魯迅、鄭振鐸等文化名家的推崇,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對于《金瓶梅》的研究也開始多了起來。
改革開放后的1985年到1988年,全國第一、二、三屆《金瓶梅》學術研討會分別在徐州、揚州召開,促使了“金學”研究走向繁榮。
在這種背景下,人民文學出版社(簡稱人文社)于1985年出版了刪節(jié)本的《金瓶梅詞話》。
《金瓶梅》曾作為內部讀物影印
作為專門出版文學作品的國家級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簡稱人文社)此前與《金瓶梅》有很深的淵源。為此次《金瓶梅詞話》出版,人文社已準備多年。
時任人文社古典文學編輯室主任的杜維沫回憶,1979年,古典文學編輯室準備出版一套“中國小說史料叢書”。編輯部請教了啟功、俞平伯等學者和專家,重點選擇解放以后沒有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名著,陸續(xù)擬定了60種書目。
頭一批先出的六種書目包括蘭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詞話》刪節(jié)本,還有吳璿的《飛龍全傳》、文康的《兒女英雄傳》、沈復的《浮生六記》等。
上世紀50年代,毛澤東覺得該書可以作為內部讀物來重印。
在人文社任職多年的黃伊生前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回憶,曾在人文社擔任過副社長的許覺民對他講,“1.傳達毛主席要印《金瓶梅》的指示,是王任叔(即作家巴人,曾任中國駐印度尼西亞特命全權大使)在中宣部聽的。王當時是社長,由他接受任務并部署影印工作。2.該書印數本定1000部。王任叔認為,此書印一次不易,以后很難再印,不如印2000部。3.發(fā)行范圍有嚴格的限制!
古典文學編審陳建根稱,影印本發(fā)行手續(xù)特別嚴格,購者要有三個條件:一、年滿45歲;二、已婚;三、省、軍一級的高干或研究家。每部書編了號,購買時要登記。
曾任人文社副總編的秦順新說,那時,自己替部隊作家魏巍和杜烽一人買了一部。他們是作家,又是從老區(qū)來的,級別也不低,自己還雇了一輛三輪車給他們送去。
出版消息引起很大反響
到“文革”期間,影印《金瓶梅》成了人文社一大罪狀。曾在人文社給領導當過秘書的王之梁對黃伊說,“文革”期間,紅衛(wèi)兵來造反,那時王任叔已調離出版社,他們找到當時參與出版《金瓶梅》的副社長樓適夷,要他交待為什么出版這部大毒草。老作家兼翻譯家樓適夷表示有罪,并稱“印多了”。
1979年,人文社打算在“中國小說史料叢書”中列入《金瓶梅》刪節(jié)版,繼續(xù)以前的工作時,編輯們只得另起爐灶。
古典文學編輯室的編輯們極其看重此次出版。
當時,對于《金瓶梅》的研究也開始多了起來,圍繞著“作者究竟是誰”的話題,產生了許多不同觀點。
有學者認為,《金瓶梅》是集體著作。1980年3月,杜維沫在《文獻》上發(fā)表《談談〈金瓶梅詞話〉成書及其他》,談到了此書的出版等情況并認為,這本書是一個人寫的。
1980年9月3日,古典文學編輯室編輯彌松頤在《光明日報》發(fā)了一個消息,介紹了“中國小說史料叢書”的出版事宜,并提到了首批六種書的書目。
盡管彌松頤在文章中說,要出的《金瓶梅詞話》是刪節(jié)本,但是,文章發(fā)表后還是引起很大反響。
(記者 張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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