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災發(fā)生已一月有余,而巨大傷亡對世道人心的種種影響仍在持續(xù)釋放,某些特定事件的影響之大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例如范美忠事件;再如王兆山事件。
連日來,棄學生逃跑且不恥自辯的范美忠所引起的激烈道德論戰(zhàn)尚未見平息之態(tài),由山東省作協(xié)副主席王兆山的一首詞所引起的文學倫理反思,再度鬧到了沸反盈天。如果說,那位教師“先跑合理”的言論尚能因某些概念的復雜性博得些許諒解同情乃至支持,那首替可憐的亡魂們發(fā)出“縱做鬼,也幸!、“親歷死也足”等感慨的詞,獲得的卻是絕對一面倒的口誅筆伐。
細勘如此筆觸,確實太過輕佻,替那些遇難者“表態(tài)”尤其超出了絕大多數(shù)人的心理底線。許多人認為,雖然這首詞并不怎么符合詞牌格律,但作者的身份以及公開發(fā)表的結果,已足以令文學蒙羞。
無論是否應該牽扯到整個文學,這起事件都是一次嚴重的警示。
警示之一:文學藝術的創(chuàng)作應該是自由的,但其自由卻有不應逾越的底線,即必須尊重基本的人文理念和人本價值。如同在道德思考和實踐方面,任何“自由”必立足于正義和責任一樣,在文學創(chuàng)作方面,才情亦應生發(fā)于真情,創(chuàng)作思考亦必植根于常理。就此,范美忠所謂的“自由”概念,因抽離了現(xiàn)代文明人應具備的責任擔當意識,而顯得很不可靠;王兆山此篇詞作則由于失去了對亡者的基本哀矜和體恤,有違基本的文學底線,所以完全不能被接受。
警示之二:災難文學的創(chuàng)作尤其應該謹慎,面對災難和傷亡,作家應該保持凝重,而不可有絲毫虛浮。歷史經(jīng)驗證明,無論天災還是人禍,災難對文學藝術確實有巨大影響,但這種影響往往又有一種滯后效應,可能要過很長時間,很多人才會“回過神來”,對災難作出真正有價值的反思。在災難的“現(xiàn)場”,固然可能會產(chǎn)生一些優(yōu)秀作品,但可以肯定:災難“現(xiàn)場”所產(chǎn)生的作品,許多會相當膚淺,在抒情和理性方面都有可能偏頗,乃至矯揉造作,似是而非。以王兆山此次的詞作為例,雖然這是否是其一時頭腦發(fā)熱的結果尚難確定,但假以時日,其本人對此倉促之作或能生發(fā)悔意也未可知。
不過,面對慘痛的天災人禍而仍在作品中孜孜以求“詩意”,或是“為賦新辭”而以輕佻態(tài)度對待他人的痛苦,從而變相展現(xiàn)出殘酷和冷血者,并不乏其人。此次震災后,還有一位曾獲魯迅文學獎的知名作家在博客中貼出了自己的詩作,其中也赫然出現(xiàn)類似“大地震,再來得猛烈些吧”的句子,按其詩中邏輯,這樣即可“檢驗中華民族優(yōu)秀的品質,丈量我們的堅韌到底能容納多大的苦難”。
這種詩句,即便可以稱為一種“英雄樂觀主義”,但從另一面看,這種豪言壯語的背后是變相地視災民生命如草芥,已經(jīng)少了文學家必備的悲憫意識和生命關懷。
由此,災難可謂是衡量作家的砝碼。通過上述現(xiàn)象,顯然很容易測量出某些作家理性思考的欠缺或心態(tài)的幼稚、作風的虛浮。不過,從另一方面看,這樣的災難時分,以及這樣的缺點暴露,尤其是對這種缺點的批評過程,可能也正是文學發(fā)展的契機。
眼下,或許所有的文學中人都會認真思考“王兆山現(xiàn)象”,并更加認真地思考這場災難和文學之間的關系。而思考災難以及災難中的文學觀,對文學觀的成熟和升華極有裨益。
眾所周知,文學藝術的根本是“人學”,而在災難中人性最能得到充分的展示,無論美好的一面,還是丑陋的一面;無論理性的一面,還是蒙昧的一面;無論尊嚴的一面,還是卑微的一面;無論堅強的一面,還是脆弱的一面;無論群體的一面,還是自我的一面……災難驟臨時人性的方方面面往往展現(xiàn)得最為真實和透徹。正因如此,文藝工作者如果能以真誠直面災難,當能更充分地理解人性,能夠發(fā)現(xiàn)最具震撼力的故事,從而寫出不朽名篇。而另一方面,關注災難,記錄災難,盡快創(chuàng)作出好的作品給災難中受傷的心靈以撫慰,提振人們救災重建的熱情和勇氣,以及通過幫助人們思考災難和對抗災難錘煉國民性格,也當屬文學藝術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設能如此,則災難不僅是衡量作家的砝碼,同時也是推動文學發(fā)展的引擎;谶@些機會和理由,近年來正在飽受批評的文藝界,應該有通過這次機會從整體上改善形象乃至浴火重生的意識和勇氣。言及此,或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令人遺憾的現(xiàn)象:中國雖近百多年來天災、兵燹、運動等各類災難不斷,文學藝術界卻似乎并未從中汲取太多的營養(yǎng),或者說沒能產(chǎn)生多少有助于人們剖析生命價值、提升精神高度的作品。
這其中的原因當然有很多,比如這可能與文學的發(fā)展模式、批評氛圍、出版發(fā)行體制、教育內(nèi)容設計乃至語言文字的改革等都有關系,但無論如何,如果長期沒有相對高水平的文學,所謂文化大國便將無從談起。時下之中國,僅最近半年時間便已數(shù)遭重大天災,如此背景下,如何使更多的作家通過對災難的深切關注而獲得文學水平的升華,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郭之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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