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維斗等十教授為了論證其每升燃油征收3-4元燃油稅的立場,提出了若干理由,但這些理由很難經(jīng)得起認真的學理推敲。
十教授首先陳述了中國近些年來石油進口大幅度增加的事實,并斷言,“石油進口依存度突破50%,指日可待”。但是,即便中國的石油高度依賴進口,又怎么樣?德國、韓國、日本不都是高度依賴進口石油?中國的外匯難道不是大多數(shù)投資于美國,好象人們并沒有覺得這有什么不安全的。
其次,中國目前高能耗的經(jīng)濟增長方式的確并不可取,理當予以改變。但這種增長方式的形成與燃油低價格究竟有多大關系?直觀地看,高能耗產(chǎn)業(yè)之出現(xiàn),及企業(yè)對能源消耗的不敏感,更為重要的原因是其他制度性原因,比如地方政府人為壓低的土地價格,政府放縱勞工低福利所形成的低勞動力價格。我們看到,當國內成品油價格上漲到最高水平的時候,企業(yè)的投資熱情一點也沒有減少。
此外,十教授建議基于經(jīng)濟學的邏輯:借高稅收抬高燃油價格,從而促使人們減少需求,改變其消費模式。這實在是一種過于膚淺的經(jīng)濟學。人們的需求不完全是由價格決定的,那僅僅是經(jīng)濟學為了推理方便而假設的一種高度簡化的行為邏輯。歸根到底,人不是對價格作出機械反映的機器人,毋寧說,人的需求主要是由人的主觀價值傾向決定的,而且這種主觀傾向反過來也參與決定了價格。
歐洲之所以流行節(jié)能的小型汽車,很可能不是因為歐洲各國政府征收了高燃油稅,或者在汽車消費稅中對小型車實行了政策優(yōu)惠。真實的原因其實在人的內心,也即,歐洲人普遍形成了一種節(jié)約能源、保護環(huán)境的價值觀念,這一價值決定了人們自覺地選擇節(jié)能的汽車。一種觀念的生成,顯然取決于教育、文化、精神等等多重因素,而與稅收可能沒有多大關系。反之,在人們的消費觀念沒有變化之前,即便實行高稅率政策,也未必能夠約束人們的消費沖動。(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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