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成長，當然有賴于其所解釋的現象，但作為一門學術，恐怕更取決于其學術傳統。亞當•斯密的成就，并不是因為他抱住了一個最大的GDP，而是受了嚴格的學術訓練。
4月2日，《文匯報》刊載林毅夫教授在北大的演講：《中國經濟學：機遇和挑戰(zhàn)》，稱“19世紀、20世紀初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大多出在英國，20世紀30年代一直到現在，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大部分出在美國”，而本世紀，我們將可能迎來經濟學大師在中國輩出的時代。
這一豪邁的預言理由有幾個：第一，理論來源于現象。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舉世無雙的現象，需要創(chuàng)造出理論來解釋。中國經濟學家在此有近水樓臺之便。第二，西方主流經濟學家過去沒有能夠預言中國的經濟增長，說明他們不行。他甚至勸說中國經濟學界對西方經濟學放棄“西天取經”的心態(tài)。
如今的一些所謂“主流經濟學家”，在我看來有的是為既得利益集團服務的宣傳干事；有的是被滿眼春光灌醉了的人。我判斷林先生真相信自己所說的話，所以把他列入“喝醉了”的一類，現在幫他醒醒酒。
我不懂經濟學。不過，林先生這里談的并不是經濟問題，而是學術的“產值”。這就給我點信心和他“理論”一下。他似乎相信經濟學的發(fā)展是跟著GDP走。中國經濟發(fā)展最快，幾十年后GDP最大，解釋這種現象，當然就成了最重要的經濟學。而解釋的權力，也操縱在中國經濟學人的手上。
看看歷史，實在大謬不然也。
從11世紀到19世紀上半期，根據世界經濟史學家安葛斯•馬蒂森的估算，中國一直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中國的GDP，長期占世界的將近三分之一，比當今的美國還厲害。可是，中國在這期間產生了什么經濟學家呢？亞當•斯密怎么會生在英國？日本戰(zhàn)后的經濟增長是西方世界最快的，如今GDP還是世界第二。可是，日本經濟學家的總體實力，和這個“最快”和“第二”的地位相稱嗎？美國19世紀末就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怎么經濟學的中心一直到20世紀初還在英國？
經濟學的成長，當然有賴于其所解釋的現象，但作為一門學術，恐怕更取決于其學術傳統。亞當•斯密的成就，并不是因為他抱住了一個最大的GDP，而是他14歲就進了格拉斯哥大學，后來又到了牛津，受了嚴格的學術訓練。丁學良說中國的經濟學家不過五位。我認為他只看在媒體上出頭露面的人，低估了那些安心做學問的人。不過，說中國的經濟學處于貧困狀態(tài)，并非夸大其詞。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怎么培養(yǎng)經濟學大師？
林教授為了證明西方的主流經濟學不行，就說人家沒有能預測最近二十幾年中國的經濟成長。其實，西方的經濟學家們恐怕大多數承認，他們很難預測短期的經濟表現。比如這幾年美國房價的起落，我看經濟學家的預測并不比我的預測好多少。但這不能說明人家的經濟學就不行。看看世界一流的經濟學家，哪幾個是靠預測GDP的增長得諾貝爾獎的？更重要的是，在上個世紀，中國經濟的表現一直微不足道，西方經濟學基本沒有注意中國問題。即使現在他們不得不注意，也很少有主流經濟學家懂中文，了解中國的情況。他們預測失準，并不是人家的理論太膚淺，恐怕還是他們對理論所應用的現實一知半解。以后如果西方的經濟學家猛學中文，研究中國，也許你會發(fā)現，人家的理論未必什么都解釋不了。
抓住一個短期經濟預測上的失誤，就說人家沒有什么值得學的，要學生放棄“西天取經”的心態(tài)，我看多少有些誤人子弟。不錯，現實永遠比理論復雜。但是，理論也并非林先生所說得那么簡單。比如產權理論。西方一些經濟學家闖到了歷史領域，用博弈論等演繹一番產權的歷史，對理解中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中產權的生成就很有啟發(fā)。具體而言，產權的界定和習俗有什么關系？
司法傳統，比如陪審制度，對產權有什么影響？重慶釘子戶事件中的產權問題，個人權利和公益的沖突問題，應該怎么解釋？我看不出一些中國的經濟學家講出過什么所以然來，反而是西方經濟學的一些洞見，令人有豁然開朗之感。
再退一步說，就算理論跟著現象走，經濟學追著GDP，如今印度的經濟增長率已經接近中國，法治也比較健全，人口也年輕得多，這也難怪許多經濟學家看好印度。林先生能肯定20年后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還是世界第一嗎？有意思的是，國內許多經濟學家預測中國的崛起，一大依據就是西方經濟學家(包括許多諾貝爾獎得主)所說的話。但是，既然他們幾年前對中國經濟的預測是錯的，怎么他們今天的預測就一定對呢？
我找不出理由相信中國能大批量生產經濟學大師。我還是勸有志于經濟學的青年學子，到世界名校讀一個經濟學博士，如果可能也不妨留下來任教。只要他們能不斷回國進行調研，那么在那種一流的學術制度中，就可能成為一流經濟學家。也許我們將迎來的，是中國經濟學家在國際上輩出的時代。
(作者：知名學者 薛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