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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上講,目前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努力是認同的、贊賞的。
產業(yè)結構具有剛性和慣性。隨著經(jīng)濟復蘇,要警惕能源消費和污染物排放迅速反彈
記者:調結構對節(jié)能減排意義重大。今年我國GDP“保八”沒有問題,在保增長的同時,調結構這個目標完成得怎么樣?
潘家華:對中國來講,受發(fā)展階段的限制,調結構實際上是很難的。為什么難?一是結構的剛性,二是結構的慣性。
結構的剛性說的是在我們現(xiàn)在這樣一個發(fā)展階段,工業(yè)化、城市化進程中,需要大量的基礎設施,需要大量的原材料,需要大量的消費品,因而,工業(yè)所占的比重必然高。不高的話怎么辦?我們鋼材、水泥到美國去買?美國鋼材年產量才1.1億噸,我們一年就消耗5億噸。我們不可能依靠中國以外的一個世界工廠來為中國的城市化工業(yè)化提供巨量的原材料產品。所以我們喊了這么多年調結構,就是調不下來,這是剛性所在,不是想調就調的。我們調,只能是微調,不能大調。我們必須要有這樣的思想準備。
第二個就是結構的慣性。因為調結構需要時間,只能一步一步來,不可能一步到位,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不要寄望于調結構立竿見影。關鍵是要提高能效,改變消費模式,提高清潔能源的比例,這樣我們節(jié)能減排,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實現(xiàn)對世界的承諾,才能落到實處,見到成效。
記者: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們需要警惕國際金融危機過后,隨著經(jīng)濟的復蘇,能源消費和污染物排放迅速反彈。
潘家華:金融危機來臨的情況下,能源需求改變,打擊最大的是高耗能的企業(yè)、高耗能的產業(yè),這就使得節(jié)能減排的壓力大大降低。沒有金融危機沖擊,我國實現(xiàn)“十一五”節(jié)能減排的目標可能很困難。
隨著經(jīng)濟的復蘇,能源消費和污染物排放增加是必然的。亞洲金融危機后,我國1998年—2002年能源消費是負增長,1999年降幅高達9.3%。危機過后能源消費迅速大幅反彈,2001年增長9.4%,2002年增長14.8%,增長迅猛。現(xiàn)在金融危機應該是已經(jīng)探底,經(jīng)濟開始恢復了,投資會增加,生產會滿負荷,居民收入會增加,消費也會擴大,能源消費的增長是必然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要注意幾個問題:第一,保證新型工業(yè)化中節(jié)能減排型的經(jīng)濟恢復,而不是不問青紅皂白,只要能夠“保八”就大上硬上。金融危機沖擊,使高耗能的產業(yè)、產品萎縮了一些,現(xiàn)在我們絕不能讓那些高耗能、被淘汰的東西再冒出來了,要把產品和產業(yè)結構轉型的成果固化下來,不要反彈回去。
第二個要注意的,就是新的投資中,一定要注意投向高能效、高碳生產力的,單位碳的產出越高越好。
第三,消費方面要倡導節(jié)能減碳型的生活方式。經(jīng)濟危機中,中國“保八”是成功的,老百姓兜里的錢估計不會下降,還會增長,兜里有錢后,消費模式絕對不能像美國那樣高消費,如果我們走向美國的消費模式,將來會積重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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