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同工同酬

　　第一，在初次分配中，農民工的工資被長期壓低。

　　2008年，廣州、深圳、杭州、南京、東莞、上海、無錫、蘇州、寧波等長三角、珠三角九個城市的出口加工企業(yè)中，農民工平均工資與當地城市職工平均工資相比很少有超過40%的，差距最大的是東莞，農民工工資不到城鎮(zhèn)職工的30%。

　　國際上最低工資標準一般是社會平均工作的40%～60%，這就意味著東莞等地農民工工資連最低標準都達不到。所以，他們要用腳投票、鬧“民工荒”。多項研究成果顯示，如果按照現在勞動力市場規(guī)律辦事，反對就業(yè)歧視，實現同工同酬，上億農民工每年至少可以多得3000億～5000億元勞動報酬，遠高于“免除農業(yè)稅”、“家電下鄉(xiāng)”等惠農措施的規(guī)模。僅農民工欠賬這塊積累，對于我國擴大消費、縮小城鄉(xiāng)差距的影響都是極其巨大的。

　　2009年和2010年，大家都說處在工資快速上漲時期，但最近在福州又出現了汽車工廠工人罷工現象，進一步調查發(fā)現，這個工廠職工工資現在也不過才漲到1000～1200元，還是很低。

　　國外的經驗也值得我們借鑒，可以比較日本工業(yè)化過程中的農業(yè)勞動力轉移。1955年到1975年，日本平均每年有72.5萬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20年之內完成了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日本沒有戶籍制度隔離、城鄉(xiāng)隔離，所以也不存在農民工的概念。日本的農民從農村遷徙后，14天之內憑“譽本”(類似身份證)就可以到所遷在的地方政府登記變成當地的人，其子女和兒童須在三天之內到當地教育委員會報到，與當地兒童一樣安排入學。

　　我國現在還出現了第二代農民工的問題，造成這樣狀況的關鍵問題就是城鄉(xiāng)戶籍制度，以及與此密切聯系的城鄉(xiāng)公共服務體系的行政分隔，而戶籍制度和相關的公共服務體系是典型的行政手段，是政府行為。

　　所以，穩(wěn)妥地改革戶籍等一系列行政分隔勞動市場的制度，政府責無旁貸。從這個角度說，政府在初次分配中是有責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