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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圖書策劃人張先生向記者舉報：青年作家、“北大才子”余杰的《我看<水滸>》一文部分內(nèi)容涉嫌抄襲了著名學者朱大可的《流氓的精神分析》一文，主要抄襲的內(nèi)容是論述武松部分。

　　記者馬上與朱大可取得聯(lián)系，朱大可告訴記者，余杰確實涉嫌抄襲了他的《流氓的精神分析》一書的部分內(nèi)容。朱大可指出，關(guān)于武松部分內(nèi)容的論述，是他整個獨特思想的一個貫徹，并且屬于他的基本的話語方式，廣大讀者已經(jīng)熟悉。

　　《我看<水滸>》與《流氓的精神分析》之雷同對比

　　余杰的《我看<水滸>》一文，收在余杰的專著《鐵屋中的吶喊》一書中，該文第一部分《不該出手偏出手》，主要論及武松和李逵“不該出手偏出手”。其中分析武松部分幾乎與朱大可的《流氓的精神分析》所論及的完全相同——

　　余文：血濺鴛鴦樓一節(jié)，武松固然發(fā)泄了身受遭害的怨恨，卻一連殺死19條人命。“冤有頭，債有主”，這是英雄的口頭禪，殺張都監(jiān)、殺蔣門神，確實是報仇雪恨。但那些兒童、女眷、馬夫、丫環(huán)、廚師也該死嗎？……皎潔的月光映著鮮艷的血跡，閃亮的刀光照出武松暢快的笑容。

　　朱文：一個以擊斃老虎著稱的英雄武松，為了一種身遭陷害的怨恨(這無疑構(gòu)成了“殺人”的道德理由)，就可以把地方軍事長官張都監(jiān)全家十九人盡悉殺光，其中包括那些無辜的兒童、女眷、馬夫、丫環(huán)和廚師。皎潔的月光照亮了殺手濺血的笑容與刀具。

　　余文：施耐庵不愧為大家手筆：武松殺死13個人后，發(fā)現(xiàn)張都監(jiān)的妻子仍然在血泊中掙扎，就過去按住，要割下頭顱，卻沒有割下來。這才發(fā)現(xiàn)刀口已經(jīng)砍缺。文字仿佛一首樂章，至此峰回路轉(zhuǎn)，跌蕩起伏，粗疏忽促的節(jié)奏一下子變得細膩舒緩起來。

　　朱文：面對這場令人震驚的屠戮，粗率急促的小說竟然變得細膩舒緩起來。武松在殺過第十三個人(也就是張都監(jiān)的妻子)時，發(fā)現(xiàn)對方仍然在血泊中呻吟，就過去按住，要割下頭顱，卻不能如意。于月光下察看，才發(fā)現(xiàn)刀已砍出了缺口，便走去廚房找了一把好的。在又殺過六個婦女之后，他才中止了復仇的游戲。

　　余文：最后，武松用尸衣和著鮮血在白色粉墻上寫下了著名的句子：“殺人者，打虎武松也。”殺人與打虎在他心目中沒有什么區(qū)別。他自以為手中握著“道”，便將殺人的場面策劃得詩意盎然。如果說李逵僅僅是個殺手，那么李逵不僅是殺手，還是詩人。

　　朱文：必須注意出現(xiàn)在這場屠殺中的一次真正的題寫，那就是武松用尸衣和鮮血在粉墻上所書的著名句子——“殺人者，打虎武松也”，它包含著一個最常見的隱喻，即被殺者與惡虎、殺人者與打虎者之間是完全同義的。當武松說“我是打虎者”時，就等于在說“我是好的殺手”，因為這就是一次新的惡虎翦除行動�！�…無疑，武松是那種擅長將血腥屠戮與詩意彼此融合的刀手，他懂得如何利用正義話語去構(gòu)筑殺人現(xiàn)場的悲憤布景。

　　另外，該文余杰論述李逵的部分，也與朱大可論及李逵的部分也有相似之處。

　　費盡心機，“欲蓋彌彰”：抄襲有預謀

　　余杰在《我看<水滸>》一文的《不該出手偏出手》的最后部分引用朱大可《流氓的精神分析》寫道——

　　學者朱大可一語道破天機：“殺人、砍頭、剜心和凌遲，這黑暗王國的暴力話語，大量涌現(xiàn)于從《水滸》到《三國》(也許還應包括《封神演義》、《七俠五義》以及金庸、梁羽生的新武俠小說等等)的中國文學經(jīng)典本文之中，構(gòu)成了流氓美學的嚴厲前提，同時也是流氓與國家實現(xiàn)和解的深切的基礎(chǔ)。招安，就是從江湖流氓中遴選出一些新的官方屠夫，以便他們能夠在法律的名義下繼續(xù)從事國家暴力機器所指定的殺人游戲。”

　　這段“引用”文字道破了天機：余杰至少寫《我看<水滸>》一文之前，看過《流氓的精神分析》一文。

　　那么，余杰為什么敢如此大膽地不注明出處的“引用”呢？不能不讓人懷疑余杰自作聰明地使用了“妙計”——余杰在論述武松的時候，有這么一句話：“葉朗教授在《中國小說美學》一書特別分析這個段落的藝術(shù)特色�！北砻饔嘟芩�論述的內(nèi)容系引用自北大哲學系著名教授葉朗先生的。但2001年9月10日晚，記者專門給葉朗教授打電話，把余杰聲稱引用了葉朗教授的有關(guān)部分(也就是被指控涉嫌抄襲朱大可的部分)，念給他聽，葉朗教授說：“我的書里根本沒有這些內(nèi)容�！�

　　由此證明：余杰的涉嫌抄襲是有預謀的，有欲蓋彌彰之嫌。

　　指控屢屢，批評連連：剽竊為那般

　　一段時間以來，有不少人指控余杰涉嫌抄襲。

　　2000年2月17日，重慶作家張育仁指控余杰的名作《余秋雨，你為何不懺悔》抄襲了他的《靈魂拷問鏈條的一個重要缺環(huán)》一文。張育仁表示，余杰《余秋雨，你為何不懺悔》一文，引用了他的文章的實質(zhì)部分，如寫這篇文章的主要依據(jù)——有關(guān)余秋雨文革中的表現(xiàn)的“罪狀”，除了有關(guān)余秋雨寫《胡適傳》一事引用他人外，其他都來自張育仁的文章。

　　2000年10月9日，當當網(wǎng)上書店發(fā)表網(wǎng)友轉(zhuǎn)貼的文章——《余杰抄襲鐵證如山》，該貼轉(zhuǎn)自《書屋》2000年第九期李江峰的文章《余杰的疏誤》。在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收于余杰《鐵屋中的吶喊》中的一篇長文《知、性、游——重讀楊絳》的一些論述，多處和胡河清的《楊絳論》(載于《靈地的緬想》學林出版社1994年12月版)有相同或相似的地方，讓人感到確確實實“襲用”了。

　　之后，就是這篇《我看<水滸>》了。

　　指控之后，便是毫不留情的批評：

　　2000年6月28日，青年評論家謝有順在《南方都市報》發(fā)表《“盜”亦有道——看“文壇剽客”》一文，對余杰提出批評，說“對學術(shù)界也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接著，已故網(wǎng)絡作者朱海軍寫出《余杰不配做任何人的朋友》一文，在網(wǎng)上流傳，認為余杰“差不多就已經(jīng)是主動承認了自己的抄襲行徑，因為兩篇文章主旨和結(jié)構(gòu)都太相似了�！�

　　劉紹銘先生在《萬象》第一卷第七期《剝皮的藝術(shù)》中對余杰文章引用外國作品“例不落注”曾進一言，以為“這些引文，自己譯的，要交代。人家譯的，更要交代，否則就是‘掠人之美’了”。余杰“例不落注”的問題主要還不在譯文方面，有些筆墨恐怕有襲用之嫌……

　　李立研先生在2000年5月的《博覽群書》發(fā)表《“天才”的“盲點”——由余杰“學風”到其“立論”》指出：余杰想做內(nèi)地的李敖，但在學風上卻做不到李敖那樣。在昆德拉和哈維爾問題上不僅出現(xiàn)了引文不準的問題，而且還有判斷與操作方面的問題。文章說：“要當大陸李敖，在學風上也得改進。比如說，李敖要是引了誰的文章，總不忘了做注釋。不管是文中注，還是腳注都很仔細。余杰引了十處哈維爾的話，不但沒有一處注明出處，而且在我所知道的九處引文之中，出錯的就有四處。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xiàn)象。余杰，北大研究生水準，才而敏，卻不能像錢鐘書那樣，直接閱讀原文，還得引用別人的‘譯文’。更可怕的是，‘引文’之后沒有‘出處’，還有‘錯誤’。這當然是不能原諒的學風問題�！�

　　“余杰為何要抄要剽？”有網(wǎng)友如是說，“不是江郎才盡，文思枯萎；就是急功近利，別有用心�！�

　　自我辯護，極力否認：余杰不明智

　　余杰是怎樣對待指控和批評的呢？一是自我辯護，不惜與朋友絕交；二是極力否認，拉虎皮做大旗。

　　針對張育仁的指控，余杰在接受長江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引用豈能算是抄襲？他(張育仁)作為一個學者這樣說，太不負責了！這樣做很不妥當！他那篇文章也引用了我的《說，還是不說》一書中的觀點，算不算抄襲呢？”

　　謝有順的《‘盜’亦有道——看“文壇剽客”》引起社會各界強烈反響，余杰連忙趕寫《“真實”的謊言》以自辯。最后在這篇文章里，他宣布與謝有順“告別”。

　　在《“真實”的謊言》里，余杰表示，“……我的整個思路早在張文發(fā)表前一年就形成，當時我在北京和外地十多所大學的演講中已經(jīng)比較詳盡地談及，有數(shù)千名聽眾可以作證。在正式行文的時候，我參考了包括張文在內(nèi)的三十余篇論文和原始文獻，如海外的王友琴、鄭義等學者和國內(nèi)的徐友漁、王毅、錢理群、任不寐等學者的研究成果�？梢哉f，從文章的整體構(gòu)思到材料征引，都與張文迥然不同。張育仁的“抄襲”說，從根本上是站不住腳的。這一點，首發(fā)張文的《四川文學》的編輯冉云飛，已經(jīng)對媒體發(fā)表了自己的看法。冉云飛認為，兩篇文章各有側(cè)重點，根本不存在抄襲問題，并對張育仁為何作此言論以及言論背后的心態(tài)表示迷惑不解�！�

　　指控、批評余杰涉嫌剽竊的人越來越多，而且說話中肯，有理有據(jù)。余杰的自我辯護和極力否認，因為白紙黑字、證據(jù)確鑿，顯得蒼白無力，效果不大，也根本無法洗刷“文壇剽客”的罪名。因此，又有網(wǎng)友說了：“如果余杰明智一些，認個錯，道個歉，重新再來，還是有機會成為大陸李敖、王小波第二的嘛！”(徐林正)

　　摘自:【千龍新聞網(w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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