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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嚴(yán)鋒

　　辛豐年是怎么樣的人呢？比較難回答。不過我們可以從辛豐年不是什么開始。辛豐年不是音樂家，不是音樂評論家(在中國，音樂評論家還沒有出生呢)，不是作家，不是評論家，不是學(xué)者，甚至也不能算是知識分子，因為他的學(xué)歷是初中二年級輟學(xué)，在今天，無論去哪里應(yīng)聘，都會比較麻煩。

　　讓我們直奔本質(zhì)吧：首先，辛豐年是一個老干部。這樣說可能稍微有點剎風(fēng)景，特別是在辛豐年的讀者圈子里——一支以大學(xué)生、音樂愛好者和白領(lǐng)麗人組成的風(fēng)雅隊伍，這些人大概寧愿把辛豐年想象成頭戴無檐帽、嘴叼粗大雪茄的文人騷客，就像徐遲那么英俊——對不起，讓你們失望了。辛豐年是一個其貌不揚的瘦老頭子，頭發(fā)花白而不多，面目質(zhì)樸而慈祥，常穿一件似中山裝非中山裝的廉價舊衣服，袖口微微有一些油跡，這是因為每天要做很多家務(wù)活的緣故。

　　其次，辛豐年是一個老而不大的干部，四十多年前國家開始實行行政級別制度的時候，一勞永逸地定為十五級。官職么，好像最大也就做到副科長(因為是軍職，所以比現(xiàn)在的副科長可能稍微值錢一點)。辛豐年大概是很不會做官，因為到他“文革”被打倒為止，似乎從來就沒有被提升過。但是，從所有他的老同事、老戰(zhàn)友嘴里，我知道他是一個對工作極為勤勉認真的人，對馬克思主義無比信仰，對革命事業(yè)無限熱忱。真的信仰和熱忱。據(jù)我看來，這種信仰到今天也沒有絲毫的改變。

　　辛豐年又是一個老軍人。辛豐年雖然一九四五年就參加了新四軍，可是一個壞人也沒有殺過，因為他先做文化教員，后來又到文工團，也不過是演演《李闖王》(好像是阿英寫的吧)中的顧君恩這類的小角色，據(jù)說上場的時候還忘了摘手表。我后來甚至懷疑他是不是會打槍，但他說他曾經(jīng)用機槍掃射過——當(dāng)然是打靶。從前家里有一個小盒子，里面有一些渡江戰(zhàn)役紀(jì)念章之類的東西，還有一個三等軍功的獎狀。不過，任何一個當(dāng)兵的，差不多都會有類似的玩意吧。無論如何，辛豐年身上軍人的痕跡還是很濃的，在六十歲以前，他走路都是大步流星，昂首挺胸——哪怕是去上廁所。另外，有時候說話間也會帶出一些當(dāng)兵人的粗口。家里三分之一的書是和軍隊有關(guān)的：從拿破侖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到聶榮臻回憶錄。我的弟弟和我從小就是看《紅旗飄飄》、《星火燎原》和《志愿軍一日》這樣的書長大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辛豐年本來是個逍遙派，因為看不慣一個在他們軍區(qū)的林彪死黨的飛揚跋扈，說了幾句話，就被打成了反革命。本來也不致于此，但要命的是他的出身不好——非常不好，于是他被開除黨籍軍籍，撤銷一切(區(qū)區(qū)的)職務(wù)，發(fā)配回他的老家監(jiān)督勞動。那個地方叫作××省××縣××區(qū)××公社磚瓦廠。

　　其實，那樣的生活并不見得比現(xiàn)在的生活壞到哪里去。那里的工人(其實也是農(nóng)民)和干部對他還是不錯的。每天下了班，吃了晚飯，辛豐年就會牽著兒子的手，到田野里去散步。鳥兒在晚霞里歌唱，風(fēng)吹著家家戶戶的竹林沙沙作響，這時辛豐年就會對兒子講米丘林、高爾基、聯(lián)共布黨史、布瓊尼的第一騎兵師，一邊對迎面打招呼的農(nóng)人含笑作答。

　　到了晚上，如果沒有夜班的話，就會讀魯迅和《英語學(xué)習(xí)》之類的書。從福州帶到鄉(xiāng)下的竟然也有兩三百本�？磿�看得吃力了，就會拿出小提琴來拉上幾段，最經(jīng)常拉的是薩拉薩蒂的《流浪》和馬斯南的《沉思》，后者是他最喜歡的音樂之一。經(jīng)常還拿出歌本來唱歌。唱的是在石港區(qū)新華書店新買的《戰(zhàn)地新歌》和從福州帶來的一些戰(zhàn)爭年代革命歌曲集里的歌。

　　當(dāng)琴聲和歌聲響起來的時候，窗子上就會映出大人和小孩一張張好奇的臉。這多少有點類似王安憶在《叔叔的故事》里面描寫的一些情景。

　　廠里面有一個文藝組，辛豐年常帶我到那里去玩。我的印象是，那個小屋子里的所有的樂器，辛豐年都會。拿起笛子，就吹笛子；拿起二胡，就拉二胡。不過，就像羅契斯特先生對簡愛小姐的評價那樣，都是“只會一點兒”。他最拿手的大概是古琴，不過我從來沒有聽他彈過，那年頭上哪兒去找古琴？

　　我當(dāng)時對辛豐年最佩服的是，他每買回來一本新的歌集，就會拿著它很快地連詞帶譜從第一首歌唱到最后一首歌，不像我們在小學(xué)里，還要先學(xué)唱樂譜再學(xué)歌詞最后合在一起唱。辛豐年告訴我，等我再大一點，就教那一絕招。我早已夠大的了，到現(xiàn)在也還沒教，不過，就像他一樣，那種看譜唱歌的辦法我也已經(jīng)無師自通了。

　　我在九歲那一年(1973年)，另一件極向往的事情，是想能夠自己什么時候也能閱讀家里精裝的兩大厚本俄文版的蘇聯(lián)電影作品選集。里面像《夏伯陽》、《彼得大帝》、《革命搖籃維堡區(qū)》之類的，應(yīng)有盡有。當(dāng)這種渴望變得不能忍耐的時候，辛豐年就提出和我合作翻譯，他口述，我記錄。第一部翻譯的就是《夏伯陽》。我至今還記得這部偉大的電影的所有細節(jié)，從一開始的洗澡到最后的月光曲。

　　按道理來說，林彪倒臺了，他就應(yīng)該平反了，事實也是如此，但卻滯后了好幾年。也難怪，倒霉的人太多了，像他這樣的小人物不排排隊是不行的。一九七三年，兩個軍人來到了磚瓦廠，帶來指示：辛豐年恢復(fù)黨籍，就地復(fù)員安排工作。這只能算部分平反，還是拖了大大的尾巴，但恐怕已經(jīng)要算他一生中最歡天喜地的日子了。草屋改成了磚屋，一下子工資狂漲到五十二元一月，周末吃點肉是不成問題了。

　　到了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幫”前夕，終于徹底平反了。當(dāng)組織上征詢他的意見的時候，五十三歲的辛豐年提出退休。后來的事態(tài)發(fā)展表明，這可能是辛豐年一生犯下的最大的錯誤之一。因為在一九七六年，還完全沒有干休所或是老干部活動中心這樣的概念，如果你沒有單位，就沒有人來管你，也就沒有人來考慮你的生活待遇住房之類的問題。在進××市的時候，地方上給了兩間小房子，然后就再也沒人來理他了。

　　正是年富力強，官復(fù)原職，把“四人幫”造成的損失奪回來的大好時機，為什么要洗手不干？辛豐年大概想的也是要奪回損失，不過是另一種損失。退休手續(xù)一辦完，他就拿起一根扁擔(dān)，用補發(fā)的工資到新華書店里去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買了回來。魯迅全集、資治通鑒、藝苑掇英、文物雜志……要看的書實在是太多了，怎么來得及呢？連吃飯的時間都只好也用來看書。

　　還有音樂。從前的幾百張唱片早已以五分錢一斤的價錢處理掉了，但是朋友們告知了一個驚人的消息，南朝鮮有一個短波臺每天有七八個鐘頭的古典音樂。這正好可以考驗剛買的海燕收音機。雖然還是心有余悸，畢竟天氣已經(jīng)放暖了，天時地利人和，年輕時代的愛好大有一發(fā)而不可收再度噴薄而出的氣勢。不過，收聽敵臺仍然是一件吃力的事情，人必須小心地守候在收音機旁，每個曲子的開始和結(jié)束的時候，必須手腳飛快地把音量調(diào)到極輕，以免屋子外面的人聽到那朝鮮語的對樂曲的解說�？傊�，鏈?zhǔn)椒磻?yīng)開始發(fā)生了。南朝鮮臺的古典音樂聽了一遍還不過癮，于是就去買了一臺上海錄音器材廠的601型盤式錄音機，一個在當(dāng)年駭人聽聞的奢侈品，居然要四百多元一臺。有了錄音機，當(dāng)然磁帶就開始堆積起來，為了整理雜亂無章錄下來的節(jié)目，另一臺601也被請回家來。好在剛平反，好像錢怎么花也花不完似的。再過兩年，中國開始醞釀驚天動地的巨變，雖然當(dāng)時人們大多還蒙在鼓里，對喇叭褲青年手上拎著招搖過世的收錄機播送的新世紀(jì)的福音還沒聽出個名堂來，辛豐年的耳朵卻準(zhǔn)確無誤地捕捉了這些四喇叭收錄機傳送的另外一些信息：它們的聲音毫無疑問地使601的音質(zhì)變得不堪忍受。

　　我記得非常清楚，當(dāng)那臺夏普AP9292千里迢迢從轉(zhuǎn)手買者那里來到我家的那一天，辛豐年失眠了。他半夜里爬起來把隨機的試音帶(一些火車的聲音和“綠袖子”)聽了一遍又一遍，完完全全被那機器上大大小小閃爍跳動的紅燈和兩尺寬的“立體聲”給徹底迷住了。順帶說一下，辛豐年對各種機器有很濃的興趣，這種興趣也傳到了我身上。

　　接下來就開始了每天大錄特錄上海調(diào)頻廣播臺的時代。如果去上班的話，大概是完全沒有這種可能的吧？世界上居然還有調(diào)頻這樣美好的音質(zhì)，9292居然能在當(dāng)?shù)叵喈?dāng)不錯地收到上海的調(diào)頻節(jié)目，而上海調(diào)頻臺在那時居然推出了那么多優(yōu)秀的古典音樂，這些都是令人難忘的記憶。

　　夏普四喇叭收錄機，成了辛豐年在八十年代中主要的音響設(shè)備，而上海調(diào)頻臺則是主要的版本。原版磁帶和立體聲唱片太貴(當(dāng)工資隨著物價開始起飛的時候，他的退休金就逐漸跟不上形勢了)，CD還是傳說中的故事。大部分的時候，傾聽都是一種等待，吃了上頓不知下頓。要到一九九四年，他才擁有了第一臺CD唱機——還是WALKMAN的！因為過度的使用，那臺收錄機后來的模樣慘不忍睹，幾乎所有按鈕都已歪歪斜斜，機殼由原來的銀色變作漆黑——感謝辛豐年在家里伺候了多年的蜂窩煤球爐里發(fā)出的煤氣。為了改變這種被動的狀態(tài)，辛豐年在一開始就有他的對策，化聽為讀，買不起唱片，還買不起樂譜嗎，尤其是“光華出版社”的樂譜？讀譜的樂趣是難以想象的。一張樂譜，可以演繹最新最美的演奏，至少是在自己的頭腦當(dāng)中。不過，光有樂譜，畢竟有所不足，如果自己能用樂器擺弄一番，豈不更妙。辛豐年剛剛平反回城，還沒有自己的房子的時候，便已急不可待地去買了一架五組的腳踏風(fēng)琴。到一九八六年，他終于花兩千多塊錢買來了他平生的第一臺鋼琴(我相信他還會有一臺的)。在六十三歲的年齡，一個人開始學(xué)鋼琴，不是從599開始，也不是從湯普森開始的，而是一上來就彈舒伯特，彈肖邦。但是這又有什么關(guān)系呢？反正不會有人在一旁大聲呵斥，也沒有什么作業(yè)一定要完成，自己就是自己的老師，而且還有一套自己想出來的、相當(dāng)不錯的、完全排斥練習(xí)曲的教學(xué)思想和方法體系，想彈什么就彈什么，想彈到哪里就彈到哪里，想怎么彈就怎么彈，世界上又有多少人享受過如此這般的學(xué)鋼琴的樂趣？技巧跟不上，速度達不到，難的地方彈不出來？沒關(guān)系，雙手夠不著的地方，可以用心，用想象去補充。只是苦了我們這些家里的人。

　　在這時，鋼琴狂熱開始席卷全國，小朋友們的苦日子正在來到。有的家長們聽說當(dāng)?shù)赜幸粋�懂音樂的老伯伯，便把小孩帶到辛豐年的家里讓他指點。其實老伯伯也不過是小朋友們的老同學(xué)罷了，不過，小同學(xué)們來到的日子，是老伯伯非�？鞓返娜兆樱�那種等待的心情，簡直就是望穿秋水。聽小朋友們彈克萊門第、庫勞、小巴赫和莫扎特，是老伯伯最大的賞心樂事。

　　回顧辛豐年的一生，如果就到此為止，用一般的標(biāo)準(zhǔn)來看，可算是乏善可陳。如果和祖上的功勛比一比，簡直就是一個失敗者。辛豐年的父親，當(dāng)年也是一個耀武揚威的小軍閥，據(jù)說曾經(jīng)把孫傳芳從死人堆里背出來，做過孫的混成旅長、上海戒嚴(yán)司令和淞滬警備司令。后來下野了，就在上海淡水路法租界里做寓公。對于祖先，辛豐年有一種根深蒂固的羞恥感和贖罪心，這種原罪的意識，從四十年代接觸革命思想，到“文革”中的吃盡苦頭，一直到發(fā)家致富光榮的改革開放的今天，他從來沒有改變過。

　　我的祖母和姑媽都曾經(jīng)同我說過辛豐年年輕的時候如何盡可能地不讓傭人服侍他，自己動手，一九四五年四月，辛豐年從上海乘小船來到蘇中解放區(qū)，參加了新四軍。并把辛豐年這個名字改了，以示脫胎換骨之意。

　　在辛豐年的信仰馬克思主義和投軍的背后，我感覺到的是一種對人間的絕對正義的追求，一種刻骨銘心的悲天憫人的情懷。辛豐年是一個無可救藥的人道主義者。在后王朔時代，當(dāng)“愛”這個字眼和“屁”成為同義詞，淪為滑稽和笑料的道具的時候，我抱著一絲寬慰和感激的心情，發(fā)現(xiàn)現(xiàn)實中居然還有一個雨果小說里才可能出現(xiàn)的人物，而這個人就在我家里。

　　比如說，大家一起在看電影《啊，搖籃！》，看到里面十四歲的小保育員湘竹(馬曉晴演)因為保護孩子們而中彈犧牲的鏡頭，就會突然大哭起來。有一天早上，我還在床上睡覺，突然又聽到了嗚嗚的哭聲，偷偷一看，原來是他在看李輝寫的《胡風(fēng)集團冤案始末》，搞得我只好躲在被子里不敢爬起來。一九九二年，辛豐年拜訪我的導(dǎo)師賈植芳先生，就住在賈植芳先生家里。一次吃飯的時候，賈先生談起了賈師母為了他的冤案而被發(fā)配青海受難的一些往事，突然，辛豐年大流其淚，把大家弄得不知所措。

　　與這種不可遏制的對苦難和弱小者的同情相連的，則是仇恨，對人間一切丑惡現(xiàn)象的憤怒。在有的時候，那種正義的觀念會使他顯得不近人情。他有兩個老朋友，我們姑稱之為朋友A和朋友B。朋友B對朋友A做了無恥的欺騙和出賣的事情，此事與辛豐年完全無關(guān)，但是辛豐年知道了以后就和B徹底斷交，從此不說一句話。而朋友A呢，因為是一個寬容的老好人，還是和B保持著面子上的來往，并對辛豐年的這種斷然決然的態(tài)度不以為然。

　　辛豐年就是那樣一個極端的好人，好到音樂的程度，好到“此曲只應(yīng)天上有”的程度。

　　前面用“失敗”來形容辛豐年的一生，看來是言之過早，好戲還在后頭哪。八十年代中葉，辛豐年的生平好友章品鎮(zhèn)先生(章品鎮(zhèn)先生就是當(dāng)年指引他走向革命的那個人)推薦他為三聯(lián)寫一本關(guān)于音樂的小冊子《樂迷閑話》，這本書在當(dāng)年沒有什么人注意，都以為那就是多如牛毛的音樂通俗讀物中的一種，后來又成為大家搜求的寶貝。在這過程中，就結(jié)識了三聯(lián)的宋遠先生，后來就開始為《讀書》寫稿，開設(shè)了《門外讀樂》專欄。這以后嘛，就是歷史了。

　　慢慢地名氣就大了起來了。朋友在把我介紹給別人的時候，逐漸也就會加上一句“他的父親就是辛豐年”。不過，在家鄉(xiāng)，在朋友的圈子中間，這么多年過去了，卻依然很少有人知道辛豐年就是××，××就是辛豐年。他自己是不會說的。后來也有崇拜者從外地趕來拜訪，卻不得其門而入，跑到市文聯(lián)去打聽，滿以為一定會有頭緒，卻沒有人知道辛豐年就在本地。

　　而辛豐年自己呢，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一點都不知道自己早已行情大漲，擁有一批忠實的讀者了。他不知道，知道了也不感興趣，是真的不感興趣。

　　辛豐年的文章到底怎么樣？雖然有人把他捧上了天，我還是要保留我的看法�？偟膩碚f，他的文字精練而老辣，但是過于錘煉，文氣太緊，信息量過于密集，總是夢想把大量的內(nèi)容濃縮在最少的文字中，辛豐年是直截了當(dāng)?shù)匕岩槐瓱捜槎私o大家。

　　這也是迄今為止辛豐年的文章如此之少的原因吧。他寫得太吃力。早上五點多鐘就爬起來，以七十多歲的高齡，把爐子點燃，燒上一壺開水，然后拄著拐杖，拎著菜籃子到離家并不是很近的菜場去買小菜，回來的路上買好兒子媳婦和孫女的早點。其實這兩年家境大有改善，孩子們的工作都不錯，自己稿費也有一些，請個保姆應(yīng)該是沒問題的。但是他不愿意，基于那種根深蒂固的對剝削階級人壓迫人生活的永恒的厭惡�；氐郊�，聽完早新聞，就開始伏案寫作。他總是一遍一遍地修改，每改一遍就要自己重新認認真真地用圓珠筆重新謄寫一遍。

　　不過，影響辛豐年寫作高產(chǎn)的原因最主要還不是因為繁重的家務(wù)和反復(fù)的修改，即使是扣除掉上面兩大塊時間，他還是有很多的剩余，那些時間他在干什么呢？看書，無止境地看書，吃飯的時候也捧著書看。從前他什么書都看，六十歲以后，基本上只看歷史方面的書。也許將來他會寫一部有關(guān)歷史的書。辛豐年還有一個習(xí)慣，就是聽音樂的時候絕對不能做其他的事情。聽音樂就是聽音樂。這樣一來，時間就更少了。

　　在辛豐年牽著我的手去田野里散步講魯迅文章的年代，辛豐年是我最崇拜的偶像。后來，改革開放了，我去上了一所名牌大學(xué)，碩士博士一路讀上去，名公巨匠著實見識了不少，�？鹿�貝馬斯也生吞活剝了不少，少年氣盛，漸漸地就有些不把辛豐年看在眼里了。老頭子過時啦，跟不上形勢啦，太保守(太激進？)啦，等等等等。但是，現(xiàn)在我早已過了而立之年，逐漸對這個世界，對這個世界上的人有了更深入一點的看法，我好像又有要回到童年的意思，用哲學(xué)上的說法就是“回到辛豐年”。我冷眼看來，熱眼望去，看來望去，左看右看，竟發(fā)現(xiàn)，在這個偌大的世界里，就做人而言，就對知識和真理的純真熱愛和無止境的追求而言，就對待名利的冷漠態(tài)度而言，還沒有多少人能同我的辛豐年相比。發(fā)現(xiàn)這一點，我既覺得悲哀，又覺得寬慰，還感到驕傲。(摘自《天火——〈書屋〉佳作精選》)